据中新网12月4日报道，历时两年多、十一易其稿的《国家公务员法》，目前已向国务院报送，即将提交初审。新法将采取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公务员即使没有职务的升迁，也可以通过职级晋升获得待遇的提高。设计中的职级，意即公务员职务所对应的级别，是职务、能力、业绩、资历的综合反映。舆论认为，这将有望改变中国公务员职业发展阶梯过于狭窄、激励方式过于单一的弊端，为更多的低职公务员提供更广阔的证明自身价值的渠道。
“官往高处走”，这是中国几千年官宦社会留下的“遗产”，即便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似乎也是公务员们证明其价值的“华山一条路”。但职位是一项稀缺资源，总会供不应求。据统计，我国现有公务员500多万人，其中只有8％是副处级职务以上，92％的公务员职务层次都在科级职务以下。占全国公务员58％的县、乡两级公务员超过300万人，受制于机构规格和职位数量，绝大部分难以升迁。物以稀为贵，这有限的职位自然就会成为众人争抢的“肥肉”。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为争职位明争暗斗影响团结，已成为一种官场常态，发展到极致的，雇凶谋杀竞争对手的丑剧也时有上演。
这种畸形“求官”心态和行为的发生，除了在体制不健全的社会里官当得越大“油水”越足的因素外，也与缺乏一个科学的对公务员能力和价值的评价机制有必然关系。在“官本位”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中，一个公务员有没有本事，能爬多高是唯一衡量标准。在这种评价体系中，尽管某些有抱负的官员内心确有在现岗位上多干点实事的愿望，但对于升迁总是难以拒绝（即使他清楚新岗位很可能不利于其才华的发挥和抱负的实现）。此外，经济待遇与职务严密挂钩也是公务员一心“向上走”的重要动力。
即将出台的公务员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制度，旨在通过职务晋升与级别晋升的“双梯制”，为公务员另辟实现价值的渠道。也许有人会说，职级无非是给个名分或涨点工资，这样的“小恩小惠”对低职公务员的“安抚”作用并不大，岂能稀释他们“升官发财”的欲望？但当职级作为一项能力认可的指标形成制度后，其作用还是不容低估的，毕竟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从政的目的不应是“升官发财”，而更是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彼德原理”，大意是：在一个组织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晋升到其不能“胜任”的职位。当员工到达其不能胜任的职位时便会产生惰性。所以不能把职位晋升当成对员工的主要奖励方式，应更多地通过加薪、休假等方式来体现。这一原理应该同样适用于政府，因为政府也是一个组织，公务员也是这个组织里的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