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哲学研究存在的四个误区
潘明德在《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撰文，指出当前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明显存在着四个误区：误区之一是重述介轻对话。这主要表现为，到目前为止，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翻译和介绍，很少见就西方哲学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见解的成果。误区之二是求“新”心切。所谓“新”，是指对西方学者及其著作的不断抢先介绍，以维持其学术价值。这种求“新”是重述介式研究所导致的结果，它容易使人养成浮躁心理与玩弄辞藻的习惯。误区之三是缺乏批判意识。批判意识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种传统观念即对批判的恐惧与敌视造成的。前者与批判在过去的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有关，后者则是由于将批判概念伦理化的结果。误区之四是在研究志趣上重宏观轻微观。主要表现为在内容上偏爱本体论与宏观认识论，对方法论与微观认识论则相对忽视；在对象的所在区域上偏爱欧洲大陆的思辨哲学，对英美的分析哲学则相对忽视；在类型上偏爱人文哲学，对科学哲学则相对忽视。这一特点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研究上的表现。
“自行束修以上”新解
郭圣林在《学术研究》2004年第11期撰文，对《论语》中孔子说的“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一句做了新的解释，认为此句中的“自”并非“主动”之意，而是与“以上”一起构成“自……以上”结构，表示限定范围；“行束修”本指“行贽见之礼”，转指“年满十五”；“自行束修以上”意思是“凡年满十五岁的”。
损益两卦何以深受古人青睐
郑万耕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撰文认为，《周易》之中，有《损》《益》两卦，在古代备受推崇。在古人看来，《损》《益》两卦充分体现了“变通趋时”、“与时偕行”的观念，是对《周易》“时”观的高度概括；它体现了“损上益下”、“以上下下”的为君之道，以及君子的全身之道，凝结着儒家改过适善、提高精神境界的价值追求；更为突出的是，它还集中体现了天地之道和《周易》学说的基本特征，《损》《益》之道也就是《易传》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由此，“足以观天地之变”，“足以观得失”。正因为如此，古人青睐《损》《益》两卦，也就不足为奇了。
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与方法意识
李翔海在《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撰文认为，就“书写”本身而言，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至少应当包括两个基本层面：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范式方面，应当实现从“外在化”向“内在化”的转化；在中国哲学与哲学的关系方面，必须在两者之间达成殊相与共相的联结。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意识可以概括为“双向互动，层级累进”，即在“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以及“对中国哲学史具体内容的理解与确立整体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等构成“诠释圆环”的双方之间不断展开双回向的互诠互释、互融互汇，以使被不断书写的中国哲学史累积性地逐渐迈上新的层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