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天，在山东临朐县城工作了3年的我，把女儿从乡下转到县城小学。意想不到的是，时年8岁的女儿在一周之内受到了班主任老师4次严厉的斥责。特别是一次数学单元测试，在乡下学校没有学过珠心算的女儿仅得了80分，老师便在女儿的考卷上用红笔写上大大的“84人84名”，命令女儿将考卷带回家，让家长签字。这触目惊心的批语，让女儿对学校和老师产生了深深的恐惧，说再也不愿意上学了。女儿虽经好说歹说还是去了学校，但从此变得郁郁寡欢。这让身为家长和教师的我忧心如焚。于是，我提笔把这件事写成稿件，寄给了《华东新闻》编辑部。
想不到，几天后，我就接到编辑郝洪打来的电话。她先是极力安慰我，要我特别注意孩子的情绪变化，多和孩子聊天，尽快抚平孩子心灵的创伤。然后，告诉我编辑部决定针对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组织报道，建议我根据多年从教经历谈谈自己的看法。在电话中，我将自己对基础教育现状的思考一吐为快，她始终耐心倾听。又过了不长时间，她撰写的《今天怎样当老师？》长篇报道发表在2000年5月19日的《华东新闻》“东方新闻周刊”上，我那篇《“我不想上学！”》也同时见报。由于一时疏忽，我的名字被误为“冯玉顺”。郝洪在给我寄样报时，附信对自己的疏忽表示道歉，并诚挚地写道：“希望您女儿读了之后能缓解些心理压力———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优点。”
报道发表后，女儿所在学校的副校长和班主任老师专程到我家向我女儿致歉，并一再表示将以实际行动呵护孩子的心灵世界。这篇报道也让我这个中学教师更深刻地认识到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系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我在教育教学中更加谨慎细致。此外，我也更关注基础教育的发展状况，逐步从单纯的教学工作转向教育科研。
山东临朐一中 马玉顺
《华东新闻》 (2004年12月08日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