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11月23日在“青年话题”就全国婚检率大幅跳水现象发表《理性而勇敢地接受法治的代价》一文后，梁剑芳先生（12月1日“青年话题”）对拙文提出不同看法。梁先生认为，“强制婚检的取消，是没有经过试点的，是典型的‘书斋决策’”。
梁先生对笔者论点提出批评的最主要依据是：南京市婚检率从98％跳水到1％，付出的代价太高。“……将‘法治’建立在数以百万计缺陷人口出生的基础上，这样的代价未免也太血腥了一点！”
其实，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如此高的婚检率与跳水率只是个别现象。笔者在上海医科大学网站查到一组数据：2000年全国婚检率仅为65．01％；近十年来全国新生婴儿出生缺陷率每年为2％～3％———如果按照我国近年来1000万／年的人口出生数来算，也就是说，在实施强制婚检的年代里，全国每年病残新生婴儿仍在20万～30万！“数以百万计缺陷人口出生”仅仅是因为没有强制婚检吗？把板子打在“取消强制婚检”上是否犯了无的放矢的错误？
再看看许多公民为何不愿婚检，不仅仅是为一两百元的婚检费，更不仅是梁先生所列举的“图省钱省事，怕检查出疾病尴尬”等原因，最关键的还在于：国家权力退出了私权利，秉承“非禁止即许可”原则，公民有了选择的自由。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对此曾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论述：“我们能自由地做某一特定事情的重要意义，与我们中的大多数是否有可能利用那种特定的机会毫无关联……自由之所以如此重要，乃是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每个人将如何使用自由。如果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可以预知个人将如何使用其自由，那么自由与强制又有何区别呢？”
梁先生“必须恢复强制婚检”的理由之二是，“民众对制度执行的自觉性离理想的国民要求还有太大的差距”。梁先生的论据主要包括当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公民在没有交警时乱穿马路的现象等。兹对这一观点提三点反驳意见：
首先，从取消强制婚检到社会公众认识到婚检的作用而自觉婚检，总得有个社会过程。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以为：仅仅因为婚检涉及公共利益，一取消强制婚检，公民就全部自觉去婚检吧？这中间的衔接总得有个过程———承认这个过程并努力去缩短它，这就是法治必须付出的代价！
其次，如果恢复强制婚检，即是公权力侵入私权利的“自我强化”。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原则来说，公众对公权力干预私权利将产生“路径依赖”。长久以来，我们太习惯于让政府替我们作选择，以至于当有些东西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反而不知所措———正如婚检率大幅跳水一样。可如果要继续长久剥夺民众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利，就会继续延续公权力侵进私权利的惯性（并“自我强化”这种惯性），而社会公众就会顺着“路径依赖”，真的慢慢地不会自己选择了。
最后，公众从来就没有一个什么现成的“对制度执行的自觉性”。要等到国民达到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平后再来推行“自愿婚检”，我估摸着“那真是黄花菜凉了”都等不来。相反，民众素质正是在制度演进中逐步培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