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的座谈会上提出建议：“北京正处于刑事案件高发期，应该减少公安机关非警务活动，以确保社会稳定，控制发案率”。（见《新京报》12月8日报道）
读了报道，笔者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建议。
众所周知，公安机关专门从事刑事案件侦查，维护社会治安的专门机关，其法定职责在刑事诉讼与治安管理等法律法规中也早有严格的规定，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由于现有公安机关在管理体制上尚有一定缺陷，加上公安机关自身之外的权力影响，所以人们往往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能不时看到，在一些非警务活动中有着警察的身影，而警察由于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一定强制权力的象征，所以当警察在非警务活动中出现时，其呈现的社会含义不仅是公共权力本身对公共利益的游离，而且其一再出现的非警务“身影”，同时也是一种公共权力缺乏规范的表现。而以社会的公权与私权的关系上看，如果当一种公权的行使脱离了社会公共与公众利益，就不仅仅只是在法律上就是违法，且在社会后果上，也总能体现出对社会公共于公民权利的某种侵害。所以从法治社会的立场讲，当某一种本应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公权力自身不时越规时，那这个社会肯定与真正的法治社会还相距甚远。应为法治社会的第一标准，就是要看公权力的行使是否规范，以及已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法治。
还有，在法治的“源”与“流”的关系上，也早有一句名言：一次错误的执法，其危害要远远超出十次违法行为。其原因就在于，执法违法危害的是法治之源，而一般违法行为危害的是流。且在社会影响上，当权力机关自身行为违法，且还一再出现并不能得到及时纠正时，那也会使社会公众对所处社会的正义产生怀疑，长此以往也会对整个社会公正的基础认识发生动摇。因此，其社会后果的严重性与危险性是再怎么说也不为过的。
所以，不但是对公安机关，就是对其它的权力机关来说，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不仅仅是自身的法律义务，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是否已是法治社会、以及已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法治的一个标尺。而以法治观点讲，每一次的执法违法行为，也都是一次权力的法外扩张，同时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的危害。因而从民主社会的建设要求看，权力是否得到了规范，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规范，不仅是社会文明，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正义含量的体现。因而，这次北京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减少非警务活动”的建议，不仅对北京有着具体的地方意义，且对其它地方与其它权力机关也是一个警示。(稿源：红网)(作者：周义兴)(编辑：徐志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