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上午,来央视录节目的讨薪农妇熊德明在友谊宾馆召开了小型的媒体发布会。面对记者的提问，熊德明再三强调说：“我只是一位普通的农民。”（见12月7日国际在线报道）
光环笼罩下的熊德明，雄心勃勃地前往温州讨薪。可讨薪旅途中接连受到冷遇，有人为的障碍，也有法律程序上的尴尬，为此而受到了民工的抱怨。甚至有媒体指责她只为亲戚维权，为躲避媒体而失踪，并由此判断她自我意识膨胀。更有媒体批评她为少数人讨薪而损害了大多数民工的利益。面对媒体的诸多批评和指责，熊德明有太多的委屈，但不善言谈的她无太多的辩解，她理智地审视了自己的行为，让浮躁的心态沉静下来，清醒地找准了自己的“农民角色”定位。
其实，作为一名仅受过小学教育的普通农村妇女，熊德明能勇敢地站出来为他人讨薪维权，已实属不易，完全尽力了。何况，她的温州之行，还分别为两位老乡讨到了2.6万元和4.8万元的欠薪和医药费，其中的讨薪之难远非人们想像那么简单，那么顺畅。若让其承载本是行政部门理应履行的职责，负荷太多的压力，显然是不公平、不现实的，也不合符法治理念。
荣誉和掌声，将一名本是养猪能手的农村妇女推上了民工心目中“救世主”的神坛，虽集聚了民工的渴盼和希翼，大有讨薪维权非熊德明不可之势。但熊德明的“名人效应”不过是媒体炒作的工具和卖点，一种泡沫式的荣耀而已。因而，利用这种“名人效应”去讨薪，无疑会坎坷曲折，颇显疲软和乏力。正如熊德明自己所说：“我当然不是救世主”、“凭我自己也帮不上这个忙”。可见，面对现实，正视自己，是熊德明在狂热的追捧下理智认知自己的唯一选择。可喜的是，熊德明既没有被光环遮望眼，也没有被讨薪受挫的阴影羁绊住，而是十分理性地面对世俗的眼光，回归本来面目，这应是她的本份和追求，是社会走向秩序与公正的应有之义。
其一，熊德明因讨薪“成名”纯属偶然现象，这种“成名”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身份和地位。因而熊德明以农民自居，能够坦坦荡荡地面对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过上常人的平静生活，对她、对家人都是一种幸福和安宁。
其二，熊德明通过自己的讨薪感受到了法治的力量。正如其所说：“问题还得由当地政府和企业解决”。离开了法律的讨薪，无疑是扬汤止沸，难有成效。法律才是保障民工权益的有力武器。
熊德明作为一位农民，面对总理勇敢地告白让高层了解当前民工的生存现状，从而引发了整个社会对民工欠薪问题的关注，这是现代社会个体要素不断发展的结果，具有积极意义。而她的自我角色定位，既是一种理性思考和选择，也折射出了法制的强劲作用，只有法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民工权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这也是熊德明讨薪事件凸现出的社会要义。(稿源：红网)(作者：陆志坚)(编辑：徐志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