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希望，转折——一个外贸人的三个年代

　　编者按：是到了该交一份答卷的时候了。到2004年12月11日止，中国加入WTO已经整整三年，如果以我国承诺的最晚开放时间（六年）为一个节点，斯时半矣。截止到这一天，电信、外贸、进口许可证及招标、零售分销、能源、特许经营、运输、影院、建筑、旅行社等十个行业和方面将会继续放开或完全放开，民族企业将面临更严重的考验，他们将如何面对，又将如何获得新生？在过去的三年中，天津的张筱生掘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山西的王春来铆足了劲期待二次创业、上海的新亚大包顶住了洋快餐的攻势走向了复苏、浙江慈溪的民营加油站日子越来越难过、武汉的中商则被外商逼迫得走向外省和小城市、华纳在中国纵横驰骋、最早的中外合资电信公司上海信天则一直默默无闻……中国在融入世界，世界也在感受中国。三年过去，中国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期中考试的卷子”，或许能在我们为您推出的这一组故事中找到答案。

　　王春来：一个外贸人的三个年代

　　根据新的对外贸易法，中国将已经实行了50年的外贸权审批制改为登记制 本报摄影记者/吴军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没事的时候，王春来总喜欢在书房听陈奕迅的《10年》这首歌曲，他觉得歌里唱的正是他的心路历程。

　　今年31岁的王春来，做外贸已经10年。

　　10年前（1994年），21岁的王春来从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进了一家中韩合资企业操作煤炭出口业务。

　　那时的王春来，对外贸行业仅有大学4年的理论认识，对外贸实务一无所知。但10年的外贸实践，不但使他体味到外贸实务的玄奥之处，更在这10年里见证了我国外贸业的天翻地覆。

　　稀缺年代

　　1994年，刚从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王春来，很快感到了外贸权的稀缺和紧俏。

　　据了解，在山西这样一个煤炭大省，当时王春来所供职的合资公司（中韩合资企业）主要从事的是将煤炭出口到韩国的业务，因韩国人占有相当股份，使得货物在韩国市场的销路不成问题，而山西的煤产量也让公司没有货源担忧。

　　“但当时烦扰我们的是国家的外贸代理权，合资公司没有外贸权，每一笔业务我们都要通过拥有外贸权限的国有进出口公司，这种公司当时在整个山西省也只有几家。”王春来告诉记者，“能够有煤炭外贸权的公司，现在山西省也只有5家。”

　　“1990~1994年的时候，外贸公司牛得不得了，当时完全是卖方市场，外贸的利润率很高，而所有发展外贸业务的公司都需要通过有外贸权的公司才能实现货物的出口。”王春来回忆道。

　　有件事情王春来至今依然记忆犹新，他说：“当时山西省土畜产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坐的是加长的凯迪拉克，单位的员工根本不用担心福利问题。”

　　而当时的王春来，天天都在担心饭碗问题，劳动比别人付出得多，收入和保障却没有别人好。王春来所在公司的领导，也对人家的凯迪拉克羡慕得不得了。“但山西省畜产进出口公司是有外贸代理权的，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人家不愁生计，我们没有代理权，只有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求生。”王春来说。

　　希望年代

　　王春来的这种无奈在1996年开始有了转机。

　　这一年，国家外经贸部（现在商务部）批准了10家民营企业享有外贸权。

　　那个时候的王春来23岁，这一年，他在北京一家国际货运公司操作进出口船运业务。“当时的工作很辛苦，要守在码头上看着货物装箱、运船，每天核对单据，都是出口的货物，马虎不得。”王春来说。

　　1996年12月底，王春来加入了当时加上他只有4个人的山西某玻璃器皿进出口公司，开始了他在玻璃器皿行业的进出口生涯。

　　“开始，我们公司只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客户，这个客户是那边的总批发商。”回忆起加入时的情景，王春来语气平缓，“公司在我加入的时候才成立5个月，我当时考虑得很简单，只是觉得这边待遇好一点就来了。”

　　但在王春来的内心深处，却有另外一些认识萌芽了。他认为，随着国家外贸政策的进一步放宽，他开始计划他在这个行业的前景，希望开始在他心里生长。

　　而当时的另一背景也鼓舞着王春来勇往直前：在这段时期，因为通货紧缩，国家大力度鼓励出口，以便拉动内需。据王春来的判断，这种政策取向可能会持续下去，并且只会越放越宽。

　　转折年代

　　王春来的判断没有错，历史转瞬到了2000年，这一年的外贸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这年，国家鼓励生产企业拥有外贸权，鼓励出口创汇，进一步放宽企业（科研院所）进出口经营权申请条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等有关企业及科研院所进出口经营实行备案制，扩大生产企业经营范围，允许生产企业经营相关产品出口；自营企业申办外贸进出口公司条件由1000万元放宽为500万元；加快赋予有条件的生产企业、科研院所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出口权。

　　在王春来看来，2000年是一个外贸的节点。此时贸易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出口的增加，国外客户对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当时主要负责货源方面的王春来，跟当地的生产企业打交道比较多，对货物的成本了解得很清楚。

　　他看到，随着国家外贸政策的放开，市场涌现出了越来越多具有资格和实力的竞争者。而随着玻璃器皿产品市场的需求增大，供求的矛盾就更加凸现，货源成为中间商最为棘手的问题。外贸公司作为进出口的中间人，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中间商角色。

　　“建立自己的生产实体，竞争力才有可能增强，形成规模效应，而不能单纯依赖中间的信息业务来赚钱。”王春来这样考虑外贸公司以后的发展。

　　在这点上，作为副总经理的王春来，和他的上司有了分歧。他的上司希望保留外贸公司目前这种单纯的贸易性质，而不是冒进，盲目开疆拓土。

　　而多年和生产商打交道，并长期关注国家外贸政策变动的王春来，在吃准国家外贸政策的指向后，认定只有创办自己的生产实体，才能形成规模效应，长足发展，这样“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他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王春来最终与他的上司分道扬镳，投资200多万元，于2003年6月9日开设了自己的生产工厂，自营进出口企业的玻璃器皿业务。

　　王春来的判断和决策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中国入世必然会带来的外贸方面的政策变动。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根据新的对外贸易法，中国将已经实行了50年的外贸权审批制改为登记制，意味着中国提前履行了放开外贸权的承诺。

　　而他的这种判断，似乎也正被市场所证明。（周帆）

　　外贸业对外资开放大事记

　　1992年，5月11日，国务院批转经贸部、国务院生产办《关于赋予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有关意见的通知》，第一次在“专营”外贸这一传统规定上拉开了一条口子：具有1亿元以上固定资产、有自己的外贸经营机构的国营生产企业可以申请进出口经营权。

　　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正式颁布实施，中国对外贸易管理与经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1999年1月1日开始执行《关于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注册资本和净资产均在8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私营生产企业可以申请外贸经营权。

　　2003年9月1日颁布《商务部关于调整进出口经营资格标准和核准程序的通知》，注册资本（金）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中西部地区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的内资贸易企业可以申请外贸经营权，其中生产企业的申请资金要求为50万元。

　　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根据新的对外贸易法，中国将已经实行了50年的外贸权审批制改为登记制，意味着中国提前履行了放开外贸权的承诺。（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