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的感动

　　去年年初,我的一位大学校友从《楚天都市报》打来电话,说华中农大有个研究生要到贵州大方当志愿者,因为带了许多募捐的东西,想请我这个“土著”帮忙找辆车,送他到乡下。贵州都市报的两位记者陪了下去,住了两天,回来写的报道评上了“当月最艰难采访”。

　　报道还引来了两个在城里经商的女性,她俩辗转找到了徐本禹,又带了一批钱和物下乡,受她们的感染,省城陆续有几批人赶往那个叫“狗吊岩”的乡村,村里的孩子们每天都在渴望中等待惊喜,等待他们没见过的东西,更等待像徐这样的志愿者能够留下来,让他们了解山外的世界。

　　而城里忙碌的人最易犯的错误就是淡忘。在大半年后的一天,我收到一条短消息,是徐本禹发来的,说他准备带一批表现好的学生来省城,但进城的路要走一天左右,问报社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下车辆。我按电话号码拨打过去,没有人接,顺着短消息回电,也没有回音,最后请陪着徐本禹下乡的我的同事多方联系,仍没有下文。

　　这事就搁了下来,直到有一天听同事说徐到贵阳了,我们商量着一定请他和学生们吃顿饭,再将返程的车落实一下。记得那一天我在学校开家长会,商量着孩子读哪一所初中的事,说着说着就把招待乡下孩子的事忘了。

　　听同事讲,徐执意没来吃饭,说孩子们也因故没有来成,还说给我们添了麻烦,谢谢了。我和同事粗枝大叶地交换了对“志愿者”徐本禹的看法,结论是善良、善感、敏感。

　　直到武汉媒体的朋友再次来电,说徐本禹返校作了一场报告,竟是台上台下哭作一团,志愿者的“豪言壮语”竟然是“孤独、寂寞、快撑不下去了”,我才真切地感到内疚之痛,才真切地感到我们这些“非志愿者”的麻木,早已到了浑不自知的程度。

　　对“志愿”的态度,以往我是钦佩而不苟同。“志愿者”多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所以觉得他们有点想当救世主的异想天开。除徐本禹以外,我还结识了几位从大连到盘县的“志愿者”,他们其中的两位回大连后再也找不到工作;还有到紫云中洞的俏丽女孩王东灵,我的感受和她的老母亲一样:“这丫头八成是疯了!”

　　对“志愿者”的意志,也是持怀疑的态度。也许是“仰仗”“见识”过太多的苦难,觉得志愿者的热情,也会在凛冽的山风中自生自灭,当知道“锅儿是铁铸的”时,就知道为自己的衣食无忧庆幸了。确实,生活的常态就是让人无暇他顾,只想着“自救”,每天翻来覆去的烦恼莫过于此。

　　是徐本禹让我对“志愿”的感动大感意外,首先是感动的“面积”,7月初,“天涯社区”网站贴了张“南湖居士”的帖子(据考证是徐本禹的导师所写),1个月后跟帖就达20多万份;其次是感动的力量,这份出自学者的帖子一扫学究之气,摒弃动机、目的,将徐本禹归纳为“出于人之本能”的一个“另类文本”,结论只有一个:我行动,我快乐,而助人的快乐,才是快乐的极限。由于快乐催生的力量,点对点资助大方县大石村176名贫困生的工作很快落实,在贵州省委书记的亲自过问下,集资37万的“华农大石希望小学”已经动工。

　　遥远的山路上,30多名自发的村民正在抬着病愈的王东灵“回家”;刺骨的寒风中,徐本禹正用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对孩子们说:“你们不比别人差!”(见《贵州都市报》12月7日、8日)。“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一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感激“志愿者”的人,远远不止那些渴望读书的乡下孩子们。

　　作者：孙雁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