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研究生培养谨防泛“工厂”思维

　　看到12月9日贵报社论二条，觉得有话要说。随着扩招的研究生面对市场以来，有关这一群体就业尴尬问题的理由的探讨就一直未断，比较典型的看法似乎是：由于1999年实行扩招以来硕士生人数的急速膨胀，使研究生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已“供过于求”，因此要减少招生。我赞同“减”是一种必须，但须补充说明的是：

　　一、研究生的这种“求职难”呼声是前两年就有的，并非近年才有，其求职往往是过分集中于几个大城市，在省级以下城市根本就难觅其踪影。实际上这种求职难是跟前几年比较的求职难，是一种基于高期望下的相对的难，且是与整体的就业形势相连的；

　　二、一种人才培养机制的成功与否是不能由简单的就业率来衡量的。教育产业当然有某种程度的市场性质，但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不能简单地由供求平衡来评定和规划；

　　三、对一个就业市场而言，投入产出率式思考必然是其主导的思维模式，“能用本科生就不用研究生”不仅是划算的也是正常的，对一个成熟的人才市场而言，前几年的“要高学历撑门面”现象才是不正常的；

　　归根结蒂，我认为研究生招生要“紧缩”和反思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生教育整体质量的下降，而不是求职场上的所谓“供过于求”。而其整顿的重点也在于思考怎么提高其整体的素质，而不是“精确地衡量经济、科技发展，建立配套的人才培养计划”，这种基于供求关系的调整实际上也是一种“量化”的思考。教育自有其不同于“工厂”的特质，这种供求式的思考方式是简单和粗暴的，是一种泛“工厂”似的思维，将给教育的发展带来错误的导向。有时我还不免想这种“求职难”形势未必就完全是坏事，或许这种形势会吓跑不少仅为就业加入考研大军的人吧。　水银晃荡

　　让弱者自己说话

　　贵报12月9日刊登李楯教授的演讲《艾滋病如何影响中国》，条分缕析地厘清了若干观念，表明艾滋病并非祸国殃民的洪水猛兽，艾滋病仅仅是一种疾病，它造成最大伤害的首当其冲是艾滋病患者本身，从健康被损害到被社会歧视，他们的权利被忽略才是问题的核心。李楯指出，社会参与不够是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且由此形成了一批靠艾滋病得利的群体(正当的或者不正当的)。

　　对于社会参与不够这一点，我认为，最不足够的是艾滋病患者本身的参与和出现。导致笔者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看到姚明和艾滋病毒感染者“魔术师”约翰逊所作的公益广告，广告中约翰逊的形象始终是开朗和乐观的，非常自然地出现在镜头前。事实上，约翰逊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毒后，主动向社会公众公布了自己的情况，并且积极治疗和致力于艾滋群体的公益事业，还代表美国篮球队参加了巴塞罗那奥运会。约翰逊的举动打破了很多人的偏见和歧视，要知道偏见造成恐慌，歧视导致了更大的伤害。这样良好的影响，和约翰逊的名声有关，和社会的宽容有关，更和他本人的勇气有关。

　　反观我们的艾滋病宣传中，除了领导的慰问、专家的解释、名人的握手以及媒体的鼓吹之外，听不到艾滋群体自己的声音，看到的只是病房里当事人的侧面或者打满马赛克的脸庞。不是说专家、名人等的出场不重要，但是他们毕竟只是代言人。对于当事人来说，要消除歧视首先得去面对歧视，去敲打歧视，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诉求，勇敢而公开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而只有自己不处于封闭状态，才有让社会接受的机会。我们的社会和媒体应该有意识地创造宽容的渠道，让弱者有机会表达和公开，让他们自己说话，因为最重要的关怀是权利的关怀。成准强

　　令人钦佩的埃及七旬老妪

　　昨天《南方都市报》报道了七旬老妪萨达维宣布参选埃及总统这则新闻，读来颇有味道。

　　在埃及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在不少日常生活和工作都不许女性染指的阿拉伯世界，七旬老妪宣布参加总统大选，与现任总统“一决雌雄”，可真是个大新闻了。

　　起初我只以为，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萨达维顶多是为那里的女性争取一点权利罢了，谁知她自己却这样说：“我之所以决定参加总统大选，并不是想获胜当选，而是希望借此唤醒埃及民众支持改革宪法，反对政府腐败以及美国的殖民主义。我更想呼吁埃及7000万男女老少，不再甘于做一个无声无息的旁观者。”萨达维还说，她胜出的希望渺茫，但贵在参与，并为“消除不公”出一份力。

　　好个七旬老妪！她是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为国民争取权利哩！面对如此胆魄，如此抱负，我这个尚不知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利为国民出一份力的男子汉，也只有钦佩的份儿了。

　　《南方都市报》用一个版的篇幅报道一个老太太的事，传递的虽然仅仅是现代埃及人争取权利平等的讯息，但对于渴望美好生活的所有世人来说，则是一次难得的民主教育。

　　王永章

　　《天下无贼》只在香港“儿童不宜”？

　　12月10日《京华时报》的一则消息让笔者很不是滋味。

　　针对日前《天下无贼》因展示“偷盗技巧”，被香港划为“儿童不宜”等级，北京新影联院线宣传经理高军表示，香港对该片的定性并不会波及到内地：“内地不会效仿香港的等级限制，电影院也不会有‘儿童不宜’和‘16岁以下观众不宜观看’的告示。”

　　当然，依照我国现有的电影制度，这种说法本身确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毕竟我国没有这样一种分级的制度要求。但是，为什么同样的电影，香港的小孩就能够得到硬性的制度保护，而内地的小孩就没有任何保护措施？难道是内地小孩各方面的思想素质和自身抵抗能力比香港的要强？

　　然而，遗憾的是，虽然内地各界对设立电影分级制度的呼声很高，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相对规范、科学的电影分级制度，不仅是对广大电影观众尤其是儿童等特殊群体的一种有效的人文关怀和实质性的保护，而且也会让电影本身的创作相对放开手脚，刨除各种不必要的束缚。阮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