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上世纪30年代前后，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曾极为风行，颇受重视。《鲁迅日记》写道：“……购《中国学报》第二期—册，报中殊无善文，但以其有《越缦日记》，故买存之。”《胡适的日记》载曰：“连日病中看李慈铭《日记》，更觉得此书价值之高。”
李慈铭(1830———1894年)，乃清末著名学者，他从20岁起，直至暮年，除因生活变故偶有间断外，坚持记日记40年之久，文字达数百万言。其中，对同、光朝政和北京等地社会风貌有生动具体的记述，尤其是大量的读书札记，文史价值很高。
《越缦堂日记》这部洋洋大观的文史巨著得以刊印行世，是由于蔡元培先生的热心发起和有力推动。蔡元培与李慈铭曾有过—段直接的交往：1894年6月，蔡元培由庶吉士升补翰林院编修。此时，年逾花甲的李慈铭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两人以同乡之谊，时相过从。蔡还在李氏京寓中任塾师，课授其子。同年12月，李慈铭病逝，蔡受其家人之托，对七十余册李氏日记做了初步整理，以备刻印。不久李家南归，日记稿亦被携去。此后二十余年，虽有几次刊印日记的机会，终因各种缘由，未能实现。
1919年初，蔡元培得知李慈铭的藏书将要出售的消息，立即与友人商定：“仿曾湘乡日记例”，以影印方式刊出李氏日记。他约请张弧、傅增湘、王幼山、王书衡作为首次发起人，谋求社会的支持。表示赞同并列名参加者有20人，他们大多是李慈铭的故友或文化出版界人士。蔡元培进而与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洽商印刷出版的具体事宜。“五四”爆发后，蔡元培被迫辞职出京，远走沪杭，息影于西湖之滨，从而能够专心致力于李氏日记的编印工作。其间，李慈铭之侄璧臣带来日记稿64册(另有八册已由樊增祥取走)，蔡翻阅后与之商议，决定先印同治癸亥至光绪戊子，即1862———1888年的日记51册，取越缦堂为其共名，以浙江公会名义付印。此后，从送交书搞、审定书样到题签书名、商议书价，蔡元培均亲自经手。经过—年多的努力，《越缦堂日记》终于在1920年影印问世。
但是，《越缦堂日记》的刊印工作并没有完结，那就是1862年以前尚有13册未能出版。1920年，蔡元培根据李慈铭的遗愿，开始主持对13册日记的节录工作，并责成《北京大学月刊》编辑处人员摘抄。同年10月，蔡元培将赴欧美考察，他特意写信给周作人，托付此事。此后又经过多年的动荡和周折，直至30年代初，兼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蔡元培采纳钱玄同的建议，决意将咸丰甲寅(1854年)以后的13册日记按前印51册日记之例，全部影印。这便是由商务印书馆1936年10月出版的《越缦堂日记补》。至此，1854———1888年凡35年的《越缦堂日记》即告印行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