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推动了经济的高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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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13日08:31 人民网-江南时报 |
张维迎 《中国企业家》杂志“2004年度25位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袖排行榜”于12月12日正式揭晓。 任正非由于华为在国际化战略中的出色表现,成为本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袖,2003年度排名第一的张瑞敏落到第三位。柳传志则凭借刚刚完成的全球个人电脑市场本年度最大并购,继续排在影响力榜单的第二位。与去年相比,今年有五位新人进入榜单:陈天桥、黄光裕、王晓初、马云、陈峰。其中陈天桥依靠卓越的创新能力,排名第8,是上榜新人中排位最靠前的。 企业领袖、著名学者、各行业资深专家齐聚2004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各种专题性的讨论中,独家观点、精辟评述层出不穷,并不时碰撞出火花,让人受益匪浅,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张维迎的发言,他透彻地阐述了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引来了满堂喝彩。 我们看一下20年前发生了什么事?20年前中国赫赫有名的企业诞生了,包括联想、海尔、方正、万科、科健、科龙、正泰、德力西等等。20年前我本人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2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中国的人均GDP由300美元上升到了1000多美元,原因何在?渊源何在?简单的答案是来自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特别是企业家资源的利用。 富国与穷国的主要区别 经济学家研究已经证明,富国与穷国的主要区别不在于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在于资源配置方式不同。任何一个国家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是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的才能可以用到好多的方面,因为穷国与富国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配置方式的不同。为了说明这一点,对于企业家能力从高到低往下分配,最高能力只占人口比例很少一部分,这是真正企业家的领域;中能力的是这一块比例最高的这一块。第一类是最高能力待在政府干政府官员,低能力是做企业家,中间能力的当生产工人;第二类是高能力当官员,中能力当企业家,低能力当生产工人;第三类是高能力当企业家,中能力当政府官员,低能力是生产工人。拉丁美洲国家大体是第二类,就是最高能力也是在政府,中间是企业家,最低是生产工人。西方发达国家处在第三类,最高能力的人经营企业,中间能力的人在政府,一般能力的当生产工人。 我们国家最大的转变也就是从第一类的分配向第三类分配的转变。 什么决定了人才流向 人们总是选择能给自己提供最好综合报酬利益的职业,最有才能的人会选择报酬递增的职业。所谓报酬递增就是说我的能力比你高20%,我的收入就比你高56%,甚至是更高。 决定企业家的配置有三个因素。第一是报酬制度的不一样,如果政府部门的报酬非常高,有才能的人就会更多地流向政府部门。 第二是产权保护,产权保护越弱的国家,政府的吸引力就越大,因为企业家的才能保护要靠法律,政府可以用强制性的手段,在政府工作的人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显然比企业家要多得多。比如我国的软件、硬件行业,硬件行业的产权保护比软件行业更为有效,经常看见各类有才能的人都去做硬件,而不是做软件。 还有就是政治制度,政府的权力越大,集权化程度越高,腐败就越严重,最有能力的人就越愿意去政府,而不是去企业。这是制约资源配置的三个要素。 企业家创造了财富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现在发生了什么,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有才能的人一部分是聚集在政府,主要是在分配财富。另一部分是在政府外面,但是政府不允许他们进行任何的商业活动。 改革开放带来什么?最大的变化就是企业家资源配置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举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除了政府之外最有才能的人才能经营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现,这些是所谓的能人做起来的,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就是原来在政府的人出来做企业,我们说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下海。 我们看企业家趋向的变化,1985年国家做一个调研,46.6%企业高层管理人、厂长经理有大专以上学位,而现在有86.1%是大专以上学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体方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企业家队伍的学历越来越高,学历不是能力的惟一代表,但是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而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中国企业家在做些什么?我的判断是多数的企业家一个是再创造价值,创造财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企业家是在寻租分配财富,还有一部分企业家是既寻租又创造价值,两项工作同时进行;还有一些人一开始是寻租,后来转向创造价值,有些人也许相反刚开始创造价值后来拉关系寻租。 26年的快速增长,证明大部分企业家实际上都是在创造财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经济何以年增长8%以上。 垄断产生了寻租 寻租的原因何在?原因很简单,垄断。垄断可能来自于天然垄断,比如说土地、自然资源,减少寻租合同最重要的就是一些明确产权界定,如果没有产权界定,所有人都会为争夺资源耗费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我们看到山西的煤矿产权界定不清楚,所以大家都在寻租。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行政和法定垄断,你要办事就要到政府去审批,行政手段带来了垄断。本来应该是创造价值转成租金,然后人们在寻租的过程当中和部分的工作价值创造中,按照规定不能这样,但是我只好找政府,这样实际上也创造一种价值。 我还要特别强调国有部门,我们国有部门如果不允许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国有企业就是全员寻租,高层的企业领导人寻租,其实在国有企业垄断是全面寻租,工人也是在寻租。我们可以说企业在寻租,我们银行也是在寻租,我们银行25000亿坏账也是因为寻租。所以我们说最大的寻租是在我们国家控制的这些行业。 如何实现持续增长 中国未来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因此第一必须完善产权制度,特别是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的保护。企业家权利的保护,如果没有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的保护就会有更多人寻租;第二 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审批,建立真正的自由企业制度,如果不是这样,企业家将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行政上;第三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廉洁、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部门腐败,不廉洁,政府不透明就给企业家寻租提供好机会,企业家资源就会进一步浪费掉;第四必须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使政府在法律范围内行事;最后一点是必须改革国有企业,减少政府控制的资源数量。 《江南时报》 (2004年12月13日 第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