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的价值

　　社会

　　袁卫东(媒体编辑)

　　我愿意以一个自己刚刚亲身经历的片断，作为对一部三农问题著作评论的开篇。

　　在11月加州阳光之下，在纽崔莱农场的田野之中，一个带着西部牛仔帽的农业专家，挥舞着爬满七星瓢虫的手掌，面对着来自上海、广州的媒体访问团，满怀骄傲地大讲自然农业之道，堆肥，轮休……在冬季来临之前，要有高高的茅草覆盖田野，不要让风霜肆意摧残田野……这就是纽崔莱专家所推崇备至的有机农业。

　　对于一个在中国北方农村成长了18年的青年，这些略显烦琐的“农经”并非多么先进的“美国经验”，几乎是北方农村一个老农经营传统农事的应有之义。但这里却呈现巨大的不同命运：一个在中国被认为是极其落后的农业模式，代表最没有希望的农民及其命运；一个是农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开创了新的现代生活所需要的天然营养品，缔造和培育了数十亿美元的跨国公司和商业品牌。

　　本质的问题是，为什么产生这样巨大的差别？

　　具体的说，在纽崔莱加州的自然原野之间，有些人物和力量隐在其后：卡尔·洪邦，一个敏锐而有梦想的美国人，60多年前受中国的启发，执着于新的营养平衡理念，为一种自然的农业找到了价值通道。现代科学，现代商业，现代工厂，随后降临到加州这些土地之间，敏锐和远见播下种子，然后在市场的风雨中艰难成长。最后，在紫花苜蓿、针叶樱桃、大豆、胡萝卜之间，积累起财富和商业品牌。如今，洪邦的历史在其小屋旁边的加州农场和更遥远的墨西哥、巴西，甚至中国之间延伸。

　　我愿意在这个起点上，来讨论章敬平新著的《南平寓言》。因为，所有三农问题，大概都有这样一个本质命题：在经过“革命”改造后的欠发展乡村，在通向所谓的现代社会之间，有什么样的通道？对于中国内陆广大的农村而言，南平这个闽北的农村市县，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三农问题中一个炙手可热的现象，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在封闭、贫穷的农村和所谓现代市场之间，这里的政府力图开辟一个通道。而充满这个通道的是一批“特使们”，他们不再是肩负某种革命使命的乡村政治人物，而是科技特派员、村支书、流通助理、龙头企业助理、金融特派员，这五支特使，帮助南平组建了与山外所谓的市场之间衔接的经济链条。而这些特使，背后是一个怀有强烈革新除弊的主政官员、强势的政府，以及苦心设计的改造农村的政经方案。由此，南平经验，被视为执政党主导的中观层面的新乡村实验。南平样本，因其所展现的成果和所受的赞颂，使似乎让人痛苦的三农问题，在此有了一些光亮。

　　作者以其一直赞赏的“农民式”的新闻调查深入闽北乡村，围绕现实的人物和事件脉络纵深写作，在细节和分析框架上大肆扩张，直至以南平经验最终拷问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先前所开出的三农药方，是否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甚至奉劝他们深入乡村底层，不要只是眼光向上，为官员“画饼”。其咄咄逼人的批判锋芒跃然纸上。

　　百年之间，中国农村交织了多种意识形态、主义、政策的交锋，革命和改造不绝于史，但所有的进程之中，农民整体上都只是一个为某种合理的历史进程证明的道具。这的确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他们按照别人设计的某种进步的逻辑被安排命运。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让他们在大历史的长度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反而依旧徘徊在小农经济的循环命运中。

　　即使在最近20年的市场化进程中，因为国家制度设计上明显的不公平安排，他们大多时候也没有变成自主的人，依据对市场的收益和风险做出的常识判断，而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

　　自然，《南平寓言》这部书的是主题农民，但主角不是他们，而是特使们，以及派出特使的地方主政官员。这部寓言中相当的部分，是看他们如何改变了贫穷而苦难的农民兄弟的生活和命运。

　　在纽崔莱农场所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图景：一个有远见又坚持追寻梦想的商人，独特的营养平衡的现代理念，现代科学的进入，支撑卓越产品的农业基地，商业的成功，甚至在农业中获得快乐的专家……当这一切结合起来之后，农业就释放出其让人震惊的创造性力量：农业是快乐的，农业是有价值的，是有前途的。

　　而在南平，这一切以政治的方式组合，试图将农业的价值与主流的发展脉络连接起来。本来这些角色都可以以商业的链条连接起来，不需要什么官方的英明。但农村恰恰缺乏一个足够有力量的阶层，能够以市场的方式组合各种要素。所以，政治先行启动。但中国政治对于农业最大的政治，就是不要以什么包装好听的名义，发动什么运动，而是回到常识，回到市场经济中关于利益、关于市场信号的基本常识，回到能够造成持续积累财富和自由的常识。哪怕农民再“落后”和“愚钝不堪”，恐怕也不会再沦落为被拯救的对象。

　　应该说，南平经验还在变身之中。如果南平经验只是一个过渡，以非市场的方法和工具，来促进农民成为市场交易的主角，促进农业产业竞争力的成长，那么，关键是扔掉“拐杖”后的闽北农民社会，是否能够自主继续这样的进程？这应该是“南平寓言”的下半部分，实际也是这场寓言最终能否在更大范围启示中国的关键所在。

　　章敬平满怀热忱来写作《南平寓言》，因为他是来自农村的子弟。在以现代科举制式的道路，进入一个曾经不断以剥夺农村利益为基础的城市世界后，思考而后还乡，记录了一场闽北农村社会的变化，并以此愤懑地挑战主流学界开出的大部分三农药方。这让人有些敬意。但敏感意识到“南平经验”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的章，同样不自觉地沉浸在自己批判的“主流”学界所秉持的精英意识之中。

　　我坚信，他出身的农村，包括他辛劳大半生的父母，只要置身于一个现代市场规则主导的社会之中，就有足够的能力和常识，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不至于整体上置于被“拯救”的地位，甚至不需要他们的子弟播弄文字，一再呼吁由上到下“赏赐”的那种对农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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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平寓言》，章敬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