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科科———
据《经济学消息报》载，截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车辆消费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
这还只是车，还有公务接待、手机话费、办公用品。办公室费用也不少，如很多办公室装了空调、电脑、饮水机，除购买费用外，还要支付电费、上网费、耗材费、维修费等。办公室开始配了台式的电脑，后来又配了笔记本，公务接待费用就更不用说了。上级或同级对口单位来了人，一定要尽可能高规格地接待，不能让对方觉得自己“小气”……反正是用公家的钱，谁不会大方？
而这些常规的职务消费，也还只是行政成本的一部分。说到行政成本，还要考虑决策失误损失、政府投资失败损失以及少数公务人员对经济秩序的干扰。
对于职务消费，仅仅由上级部门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禁止这禁止那只是治标。禁止公款吃喝的文件不知下发了多少，往往只能管那么几天，等“风头”一过，餐馆酒楼门前又是一片莺歌燕舞。也是，只要他手里有钱并且可以由自己支配，怎么也有办法花掉，防不胜防，堵不胜堵。靠思想教育，恐怕也难奏效。
笔者认为，治本的办法应该是让预算软约束硬起来，建立控制职务消费的责任链条。在发达国家，每年年初，所有花费财政资金的政府部门，都会向政府财政管理部门提出预算申请，政府财政管理部门汇总后，上报给行政首脑，最后再递交给立法部门批准。财政预算得到立法部门批准后，必须严格执行，违反预算，就是违法。预算很细，很明确，而不是一个笼统的办公费用。而我国的预算一般比较粗、笼统，不够明确，而且预算的约束性不大，不够了再追加，随意性较大，因此叫预算软约束或无约束。
同样的，对决策失误、政府投资失败和少数公务人员对经济秩序的干扰，治本之策也是首先要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变政府管得过宽、权力过大的状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由管理型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学习时报》（来源：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