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经济学家大卫·马赫蒂摩：不可小视中国经济学的未来(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13日09:53 人民网

　　人民网记者钟心

法国经济学家大卫·马赫蒂摩

　　大卫·马赫蒂摩（DavidMartimort）简介：大卫·马赫蒂摩，《激励理论》一书的作者之一，另一位作者是今年刚刚去世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Jean-JacuesLaffont）。因为这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年轻的马赫蒂摩被誉为世界经济学激励理论大师。

　　马赫蒂摩1989年毕业于法国理工学院，1992年获法国图卢兹社会科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现任法国图卢兹大学教授，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研究员。他还是世界银行与“InterAmericanBank ofDevelopment”顾问，美国哈佛、MIT等名校的访问教授。1994至1999年，马赫蒂摩任Rand JournalofEconomics副主编，Review of EconomicStudies编委。1998年，马赫蒂摩因论文“CompetingMechanisms in a Common ValueEnvironment”获得了纽约股票交易奖。

　　本文核心提示：

　　激励理论大师用最通俗的语言讲解激励理论。

　　我们以这个访谈来悼念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教授。

　　给中国目前的城市房价飙升一个建议。

　　用激励理论分析中国国有企业的一些问题。

　　有时小孩会跟妈妈说我爸爸要我这么做。

　　法国与中国的情形相同，最有才能的年轻人往往都跑去做生意了。

　　好的经济学家和坏的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他们是否谦虚。

　　你们的这些学生在20年后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访谈时间：2004年12月4日下午3点至5点半。地点：武汉大学EMBA中心外籍教授办公室。在场者：法国图卢兹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马赫蒂摩、人民网记者钟心、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新生代经济学人闻俊和耿森。

　　干练的马赫蒂摩有着偏瘦的身材，那浅浅的胡子，似乎有意把自己的真实的年龄隐藏起来，但他的手和近视眼镜后的目光却无法隐瞒自己的年轻。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又若显老成的青年经济学家。这是马赫蒂摩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一、激励理论大师用最通俗的语言讲解激励理论

　　记者：欢迎您来到中国，欢迎您到武汉大学来，此前您对中国有些什么了解？您这次来中国又多了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马赫蒂摩：我两年前来过武汉大学，在这里的高级研究中心讲学。因此我可以谈谈我对这两年来变化的感受。这个城市与两年前相比，现在有了很大的不同，这里建了很多新的楼房。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我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从中受益，特别是那些现在还非常贫困的中国人。

　　记者：非常感谢您。请大卫教授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您自己，比如您的经历、您的成就以及您最近所做的研究。

　　马赫蒂摩：我主要研究激励理论，就是如何采取激励让别人去做正确的选择，如果市场本身不能提供这样的机制，其他部门应该怎么做。另外我的研究还包括与政府有关的产业组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不同表现。

　　研究工作在很多领域都很重要。我不知道在中国的情况怎样。在法国很多年轻人愿意选择从事实际工作，他们觉得这样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我觉得政府应该在教育方面多投资，把更多的钱放到大学和研究机构里，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从事研究工作。

　　记者：能否请您用通俗的语言为普通的读者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激励理论。另外以您个人的观察，激励理论对中国的哪些实际问题有应用价值，能否举出一些例子加以说明。

　　马赫蒂摩：用一句话说，激励理论就是考虑当委托人不能亲自从事某项任务时，他需要把这项任务分配给别人（代理人），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不对称信息，因此委托人就要提供某种激励来让代理人去好好完成工作。所以激励理论研究认为对所有的人都采用同样一种政策是不妥的，比较好的做法是提供一组选择，让人们自己去选择对自己最优的方案。

　　一个例子就是法国很多大学要求所有的老师每年都要教学，并且教学的时间要基本相等。其实这是很不合理的。因为每个教授的个人能力不同，有的教授是好的教师，有的则是好的研究者。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提供一组选择，每个教授可以选择多教学和少研究，或者多研究和少教学。但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存在不对称信息，我们往往难以判断哪些教授是好的授课者，哪些教授是好的研究者。这时候就需要提供合理的激励机制让适合的人去做适当的事情。当然这个恰当的激励只有经过制度设计的创新，才能使现行的大学体制得到改变。这是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如此，一个公司里面有设计部门、营销部门，我们就需要分配恰当的人到恰当的岗位去做恰当的事情。

　　至于对中国的应用，我想举一个例子。考虑中央政府和两个地方政府，出于激励的考虑，我们应该让地方政府做一些决定，比如该以什么方式发展当地的经济，一些地方法规该不该制订等。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对地方的事物要比中央政府更加熟悉。当然，这种分权也不能太过分。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来控制指导地方政府，让它们考虑它们所作所为可能产生的外部影响。比如说某一个省市发展工业可能会给河流带来很大的污染，这会严重影响到下游的省市，这时如果让他们自己作决定他们是不会考虑到对下游省市的影响的。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约束上游省市的决策。

　　二、我们以这个访谈来悼念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教授

　　记者：我知道您是已故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教授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助手。我听邹恒甫教授介绍您的学术成就很高，在经济学界有“小拉丰”之称。下面我想请您谈谈拉丰教授。拉丰教授曾于2001和2002年两次来中国讲学，我也见过他。非常不幸的是拉丰教授今年夏天去世了，对于世界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拉丰教授曾帮助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做了很多的事情，中国的经济学人也渐渐地开始了解他，就在这时他不幸地离开了我们。您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手，请您谈谈您眼中的拉丰。

　　马赫蒂摩：我觉得拉丰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我在这里没有说经济学家，是因为他在研究方面的贡献涉及到很多领域。比如说，今天上午我给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学生讲公共物品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不存在公共物品，就不存在一个社会。拉丰教授花了20年的时间在公共物品问题上进行研究，他做出了很大成绩。

　　作为个人来说，他对人非常友善，是一个非常好的师长和同事。他有一个显著优点，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胸怀全世界。而且他在胸怀全世界的同时，在很多小的方面也会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建立了IDEI（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所以说拉丰教授在这两方面都做得非常好。有时候你想得到一个对全世界影响非常广泛的结果，你不需要做全面化的工作，你可以在某一点上取得突破。就像拉丰建立一个小小的IDEI，但它却影响了整个法国乃至世界经济学界。

　　记者：大卫，就让我们以这个访谈来悼念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教授。

　　马赫蒂摩：谢谢！

　　三、给中国目前的城市房价飙升一个建议

　　记者：我有一个关于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近年来一些城市房价飙升。很多想买房子住的人买不起房子，而另外一些人买房却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炒房。像这样一种情况，是否也存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用您刚才所说的理论能不能设计出一种制度，使得真正想买房的人买到居住的房子？

　　马赫蒂摩：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人很容易会想到限制每个人买房的数量，认为这样可以抑制为炒房而买房的问题。事实上这样做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因为炒房者可以花钱雇人去买房子，最终，房子仍然落到炒房者手上。

　　这种问题非常严重。我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不太熟悉。在我的家乡法国的图卢兹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住的地方不在市中心，在过去3年内，那里的住房价格上涨了40％。图卢兹的情况是这样的：市中心的那些老房子不断的被人买走拆除，重新修建更高的大楼以利于投机。很多人投机于房地产，其结果是其他越来越多的想买房子的人被迫往城外迁移，最后造成一个很严重的直接的问题就是城市交通压力增大，这导致很多人连正常上班都很困难。

　　从激励理论的角度来看，可以提供两种不同的选择给买房的人，这也是我们激励理论中逆向选择的问题。你可以设计两种不同的合同，第一种是长期合同，你可以买这个房子，比如10年后才能卖它，卖的时候不用缴税；第二种是短期合同，你可以在买房2年后卖掉它，但卖时你需要缴一笔重税。这样的话，投机者和普通的买房者就会自动选择不同的合同。

　　记者：有没有哪个国家真的采取这种方案？

　　马赫蒂摩：（笑）实际中有所不同。在法国采取的是类似的合同方案，在买房后5年之内你不能够卖，除非你能证明你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工作。

　　四、用激励理论分析中国国有企业的一些问题

　　记者：关于您的理论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我想问一下它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否有一些现实意义。是否有好的方法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如何调动那里的职工干活的积极性？让他门感觉到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您能不能谈一下您的看法，我想这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会有所启发。当然，中国私营企业的这方面问题也是存在的，但可能要好一些。

　　马赫蒂摩：我首先谈一下“道德风险”在国家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问题，如果他们之间可以签订一个非常完全的契约，即概括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这就不存在道德风险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很多原因，比如私人部门的经费问题或者由于私人部门是风险规避的，从而在任命或者代理的过程中，总会存在一些摩擦，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现在我们把国有企业加进来。比如我们有一个不太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和一个有效率的私营企业，它们的中间是国家或政府。作为一个政府来说，我们又不能只考虑效益问题。这几天我在给高级研究中心的学生讲课时也讲到，我们需要考虑其他方面，比如说社会福利等。如果我们仅出于效益的考虑把所有的合同都给了私营企业，那么国有企业最后很可能会破产或者倒闭，然后这就会导致大量的职工失业。而且一旦我们强迫私人企业要有更高的效率，他们往往就会解聘更多的职工。这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这个问题，不光是在中国，在全世界许多地方都存在争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我们在考虑效率的同时，应该把社会福利的因素加进去。

　　再让我们看看国有企业的雇员问题，他们存在非常少的激励去努力工作，这是因为缺乏竞争。在一个国有企业，职工的业绩往往缺乏参照对象，但在私营企业，由于存在很多的竞争者，经营管理人员做得好不好，可以和类似行业公司的业绩进行比较，不好的话就会被解雇。所以在国有企业之间也要形成一种竞争，这样相互之间就有一个比较，从而对管理人员进行筛选。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软预算约束问题。所有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都知道，一旦自己陷入危机或者快要破产的时候，国家政府肯定会全力帮助。这样就会使得整个激励被抹去。这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问题。而在私营企业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政府不会去帮助他们。

　　另外一个也是关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问题，我听说过去中国很多国有企业的经理不管做多做少，做好做坏都是一个样，甚至企业破产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也会使得激励大大削减。所以中国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着眼于上述方面。

　　还有一个是关于腐败问题，这在国有企业并不少见，因为东西是国家的，不少管理人员会偷偷的把国有企业的财产转移到自己手中。而在私营企业，公司本来就是自己的，当然没有动机去做这种事情。当然，在西方社会，也可能存在几个不同的私营企业之间的腐败问题。

　　五、有时小孩会跟妈妈说我爸爸要我这么做

　　记者：关于“共同代理”问题，我知道大卫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共同代理”问题在中国非常普遍。比如一个人为一个单位服务，同时也为其他雇主工作。而这些单位之间可能存在竞争和利益冲突。显然，这个人对单位不会隐瞒一些重要事情，他的行为可能给某一方带来损失。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马赫蒂摩：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父母和小孩之间，有时小孩会跟妈妈说，我爸爸要我这么做，从而争取到更大的自主权。而当涉及到CEO时，如果给CEO过多的权力这样做，就很有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共同代理”问题的一个很重要应用就是关于下游企业问题。比方说，两个竞争性的公司通过同一个代理商进行代理的话，这就会对消费者效用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它削弱了竞争。此外，共同代理唯一可能会带来好处的情况就是在两家公司进行联合项目时对同一个代理商进行委托。当然这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两家公司彼此非常熟悉，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制订一个联合策略让代理人去完成。另一个例子是不少大学教授自己办公司，这也是一个共同代理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一种做法就是把教授在学校的职责规定得非常详细，这样您才能知道他每项工作完成得怎样。

　　其实，我觉得教授在外面有职务有时也是好事。比如说，一个物理学教授在实验室得出了一个很好的成果，通过创办公司可以把它投入生产，这样可以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样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让这个教授去做公司的管理者，他的身份还应是教授，他所提供的也只应是一些知识和技术上的支持。比如在法国，一个教授如果有一个好点子想投入市场，就会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帮助他进行融资，负责管理等等。教授可以从公司处获得报酬，但是他不能做管理工作。如果他成为这个公司的管理者，他就必须辞去教授的职务。

　　六、法国与中国的情形相同，最有才能的年轻人往往都跑去做生意了

　　记者：您这么年轻就走上了产业经济学研究的高峰。我想问一问关于经济学教育方面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您一开始就谈到的一个问题。现在，很少有学经济的学生甘愿去做纯粹的理论研究，他们绝大多数人希望从事于实际应用方面的工作，因为这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前途和收入。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您对我们年轻学生有些什么好的建议？

　　马赫蒂摩：其实这个问题在法国也存在。最有才能的年轻人往往都跑去做生意了，而没有去搞学术研究。这就产生一个恶性循环：现在去做研究的人并不是最有才能的人，让他们去教下一代年轻人，只会使整体素质变得越来越差。解决这样问题的一个关键就是增加教授的工资。在我看来，法国教授的现在的工资至少要增加三倍以上，只有这样才能留住人才。

　　记者：现在一个法国教授的平均工资大概多少？

　　马赫蒂摩：在法国，比如像我，一个月的薪水大概是3000欧元，当然还需要缴纳各种税。其实包括很多私人部门在内都在享受大学教授的研究成果，他们理应为此付费。中国可能和法国存在相同的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不过最后结果应该是差不多的。

　　七、好的经济学家和坏的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他们是否谦虚

　　记者：在中国现在有这么一种现象，一些经济学家不停地在新闻媒体上露面，发表不痛不痒的看法，有时候还哗众取宠，似乎对国家经济的好多事情都能做出解释，几乎无所不知。结果使一些学生认为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的，而不是沉下心来做学问。在您所了解的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是不是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还有，作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您认为他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影响政府决策，影响社会？

　　马赫蒂摩：法国在这方面又和中国类似。在法国，也有一群不学无术的所谓经济学家，整天在网络、电视和报刊上大放厥词。你可以做一个试验，你到法国一家书店去看经济类的书，都是那些所谓“经济学家”制造的一些垃圾。但是你如果去一家英国或者美国的经济学书店，你会发现那里有不少好的经济学书籍。

　　所以，作为一个真正做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我也上媒体，去打败那些家伙，把他们赶出去，但这样我就没有功夫去做学术研究了，背离了我原来的职责；另一种选择就是教授自己的学生，告诉他们真正的经济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从长远来看，只有第二种办法才能使那些在经济学上不学无术的家伙逐一下台。

　　至于经济学家如何影响政府，大概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的，如果你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家政府会来找你征询意见，你就可以给出一些建议；第二种方式就是适当地在媒体曝光，把你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公布出来。

　　就我自己而言，我更情愿在半年或一年期间潜心于一篇论文，而不是在媒体曝光，在两个小时内就把问题全部说清楚。另外我觉得我正处于学术创作的高峰时期，所以我不打算过多涉及这方面的事情，这是一个权衡问题，等年纪大了，我可能会有所转变。

　　记者：那您能不能告诉大家一种比较好的方法来区别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和一个不学无术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对那些不停的在媒体上曝光的经济学家，我们如何辨别他们的真伪？

　　马赫蒂摩：我觉得好的经济学家和坏的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看他们是否谦虚。一个不好的经济学家总喜欢在媒体前大放厥词，似乎对什么问题都要谈出自己的见解来，好像无所不知。但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一般比较谦虚，自己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记得有一次我去巴黎开一个会议，当时记者问我关于法国中央银行的决策问题时，我非常直接地告诉他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对这个问题不太清楚。但是这个记者居然接着说您是经济学家您肯定能提出一些意见，其实这样做是很不好的。

　　我认为一个经济学家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他可以告诉当政者你这样做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那样做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他不是最终的决策者。他只是把那些信息全部提供给政府，政府根据这些信息做最后决策。

　　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反垄断法，有些公司就请一些经济学家来通过他们的什么理论和研究为公司辩护并摇旗呐喊。这种现象在我看来是很不可能理解的，因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采取完全科学和中立的态度。再举一个例子，我也是世界银行的顾问，但我对世界银行有些经济学家的做法却不敢苟同。他们告诉那些拉丁美洲国家，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如何，结果这些国家按照他们的意见行事后却搞得一塌糊涂。因为事实上这些经济学家并不了解当地实际情况，他们只应提供一些基本理论和信息上的帮助，而不是代替当地政府做出决策。

　　八、你们的这些学生在20年后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记者：您对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有什么样的评价？您觉得它们与世界经济学教育的一流水平的差距还有多大？您对高研中心的学生以及对潜心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邹恒甫教授如何评价？

　　马赫蒂摩：我觉得高级研究中心（IAS）拥有很大的潜力，这是因为中心有非常优秀的人力资源。中心的学生也都非常优秀。我认为邹恒甫教授所做的一切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很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高级研究中心就像法国的IDEI一样，它在中国是一个点的突破，这是在中国推广现代经济学教育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做法。中心现在所做的一切投资都会收到回报。我知道高级研究中心有很多学生去美国一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们不可小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未来，你们的这些学生在20年后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我非常希望高级研究中心的这个项目能够继续下去。

　　采访结束时，马赫蒂摩应我的请求为人民网读者题了词。当我们一同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冬天早来的黄昏已悄然停留在珞珈山青黄交错的树从之中。我给马赫蒂摩拍了几张照片，他对我说，武汉大学真美。他希望我把那些照片通过E-MAIL寄给他，我答应了他要求。

　　马赫蒂摩的研究范围包括：共同代理人、规制、公共物品、串谋、政治经济学等。“串谋（Collusion）”和“共同代理（CommonAgency）”是马赫蒂摩的近期贡献。他和让－雅克?拉丰教授共同撰写的《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第二卷即将出版。有评论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该书是对这方面理论近30年的研究成果的一个最好最全面的总结。

　　串谋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我们利用雇主雇佣工人打个比方：假如雇主需要雇佣两个工人共同完成生产，如果两个人都很能干，那么雇主所要求的产量就相当高；如果都不能干，产量就很低；如果一个能干一个不能干，则雇主会选择一个折中的产量。问题就出在第三种情况，那个不能干的工人会被这样一个折中的产量所劳累，因此他会和那个能干的工人商量，要求他谎称自己不能干，使得雇主选择最低的产量，然后不能干的工人从轻松的工作中享受到好处，并支付给能干的工人一定的“酬劳”。

　　马赫蒂摩和他的导师拉丰在他们1997年和2000年发表三篇论文中深刻地讨论了如何制定防范串谋的契约机制。这样的理论还可以用于拍卖设计，防范拍卖中的串谋行为。当两个竞拍者竞拍一件物品时，对物品估价较高者可以和估价较低者私下合作，让估价较低者不参与竞价或出很低价格，而估价较高者在以极低的价格获得物品后，按照约定，给他的“搭档”一定的好处。这样的结果对卖者显然十分不利。因此，马赫蒂摩对串谋行为的研究贡献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共同代理（CommonAgency）”是马赫蒂摩最近一段时间特别专注的问题。我们用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工人同时被多个雇主雇佣，而这些雇主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到让工人说真话的机制不可能，因为，每个雇主都有可能会通过自己的契约促使工人对其他的雇主说谎，损害他们的利益，从而获得更高的利益。

　　马赫蒂摩巧妙地利用“代理原理（DelegationPrinciple）”解决了矛盾冲突。共同代理模型结构可以描述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多家政府机构对同一个行业进行规制，而每一家机构的职能不同，因此他们的目标也不同，甚至存在冲突，因此，有必要找到一种各方都合意的规制方案。再比如，多家厂商选择同一家零售商在同一地区销售他们的产品，毫无疑问，这些厂商之间的利润存在冲突，如何确定均衡下的契约机制，就需要共同代理模型。总之，一个契约的签订会对其他人的契约产生影响，这也就是所谓的“契约外部性（ContractualExternalities）”。马赫蒂摩和拉?斯杜勒（LarStole）最近几年发表了多篇关于如何解决这种外部性的重要论文。

　　激励理论简介：大卫·马赫蒂摩的主要贡献是在激励理论领域。所谓激励理论（又称“契约理论”），它是当前经济学一个比较热门的领域，主要研究如何通过适当的契约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信息不对称和由此导致的市场分配无效的问题。其基本论题分为两大类。

　　一类被称作为“逆选择（AdverseSelection）”模型，主要研究当契约的一方具有某种可以影响到另一方利益的私人信息，契约的另一方如何通过契约来尽可能缩小这种信息上的差距（即找到一种精巧的契约，使得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在该契约面前“真实”汇报自己的信息。）来获得最大利润。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雇主雇佣一个工人为他工作，按照传统，当然是“能者多劳”，对于不是很能干的工人，为了让他能保持体力继续工作，则工作量会相对较少。但是一个工人是不是“能者”只有工人自己知道，因此一个能干的工人总是会谎称自己不能干，从而偷懒。而如果这位雇主制定一个契约摆在一个“未知”工人面前：“告诉我你是否能干，如果你能干，你就多干一点，我会多给一定的工资给你的，绝对比你撒谎称自己不能干要好。”从而，能干的工人就没有激励去说谎。而“多给一定的工资”是多给多少呢？给多了，雇主不划算，还可能使得不能干的工人谎称能干；给少了，产生不了说实话的激励；这就是逆选择模型要研究的问题。

　　当然，现实生活当中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比如，电信公司发行电话卡时，他是不知道消费者对于打电话的喜好程度，如何适当地制定通话时间和收费的对应关系来显示出消费者的意愿以获得最大利润就需要考虑“非线性定价”问题；再比如，政府对垄断厂商进行规制，想通过行政手段降低垄断厂商的价格，而垄断厂商会声称他的生产成本很高，不能降价，政府如何在不知道其成本的情况下如何控制其价格，这就需要“产业规制”理论。

　　第二类被称作“道德风险（MoralHazard）”模型，主要研究当契约的一方可以采取某种对方无法观测到的但对其利益有影响的“隐蔽行为（HiddenAction）”，契约的另一方如何通过契约来促使其采取对他有利的行为。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拿“收成分配（Sharecropping）”来打个比方：一个地主把一块田租给一个农民，农民工作的努力程度关系到收成的好坏，但地主没有时间监督农民的工作；如果他们达成的契约规定农民获得固定量的粮食收成，地主获得剩余的量，这时农民肯定会偷懒并谎称收成不好是因为天气原因，究其原因，是因为农民“干好干坏一个样”，所有风险被地主承担了，农民没有了激励；若地主获得固定量的粮食，而农民的收入高低完全基于收成的好坏，也就是说农民承担全部风险，也许这种情况下农民会有充分的激励拼命干活，但收成还受到天气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从而农民有可能会因为风险太大，拒绝签订契约。

　　如何设定正确的收入分配方式，即正确的“风险分担（RiskSharing）”法则，就是道德风险模型要讨论的话题。道德风险模型来源于现实中的保险市场：当一个业主为自己的房产买了保险后，他所承担的风险就小了，他也就不会花钱去改进房屋的防火设施，因为有保险公司来承担损失，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最好的对策是提供不完全保险，让业主也承担一定的火灾损失，即风险。目前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公司治理，解决如何在公司内部制定“奖惩”制度，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的问题，让员工持有一定公司的股票，承担公司所面对的部分风险，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类似的问题，在当前的中国非常普遍，都可以用这个模型来分析。

　　（本文得到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新生代经济学人闻俊、李锐和耿森的帮助，在此谨致谢忱！“经济观察家”栏目刊发此文，并不代表我们完全赞同大卫·马赫蒂摩（DavidMartimort）本人的观点，希望中国的经济学人和网友对此进行探讨延伸。此文为版权文章，其他纸质媒体若转载或援引此文必须征得人民网本文责任编辑同意。）

大卫·马赫蒂摩与人民网记者钟心(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