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仁波
“私人侦探”是一个没有合法化的行业，但关于它的活动却一直没有停止过。日前又有媒体报道：珠海有调查公司办私人侦探业务，查通奸5000元。一个没有合法化的行当，为什么总会在社会上出现呢？答案恐怕要从现实生活中去找。
众所周知，诉讼活动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法律上的“事实”并非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事实本身，即“客观存在过的事情真相”，而是以证据反映出来的案件情况。基于此，法律还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即当一个人向法院提出自己的要求时，必须拿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该要求所依据的事实，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结果。
中国人爱面子，平日里经济往来不太注重字据，因此，一旦陷入纠纷，证据的缺失就成为打官司的第一个拦路虎。如果不加强和保护事后的合法取证，将至少有两个不良后果：其一，破坏信赖关系，使不讲信用者肆无忌惮。其二，一些权益人从法院求助无门转而投向黑社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现代诉讼的要求催生了专门从事取证的机构，不管这些机构叫什么名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允不允许取证机构存在，而在于如何平衡公民的调查取证权（实际是通过调查取证，证实和保护的其他实体权利义务，比如债权、夫妻间彼此的忠贞义务等）和个人隐私权、企业经营权等权利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即要求法律对取证者的主体身份，取证的场合、手段和程序等作出合理的规定，使取证在法律技术层面成为一种可操作和可完成的事项，而被取证者的合法权利也得到尊重。
笔者认为，对取证的规范，首先将取证人员的身份限定在合法注册的人员范围内，他们应具备基本法律意识和人权意识。其次，取证的场合一般应限于公众场合，比如公园、商场等。再次，取证手段应绝对排除暴力方式，但拍照、录像和现场录音以及合法接听的电话录音等则应允许。在程序方面，可考虑引入律师见证或公证员公证，以保证所得资料的原始真实性。
“私家侦探”在西方已合法存在了很长时间，他们在协助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上确实可以起一定作用。与其让其处于地下状态，不如对它进行规范。（来源：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