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历史的撇捺间

　　东方照

　　两三个月之前，无意中翻起一期《文史知识》，上面有樊树志先生的一篇文章，说围绕明万历帝皇权的继承，很密集地发生了三宗大案：即妖书案、梃击案和红丸案。郑贵妃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即位，自己好当皇太后参与朝政，而朝臣们大多拥戴太子朱常洛，双方之间的较量波诡云谲，几番起伏。樊先生说完妖书案，明明交代好会接着说梃击案和红丸案，从来不热切于杂志的我开始期待下一期，过了一个月，拿到了急急翻开目录查找，竟看不到樊先生的文章，不禁有些愤然：怎么这样戏弄我的感情！

　　最近得知樊先生新著《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上市，找来一看，不觉喜出望外，梃击案和红丸案有着落了！吃过晚饭，拥被而读，翻完全书，不觉已是夜半。

　　书的封底上有两句话：毛泽东生前最爱读“明史”。“西安事变”后，被囚系的张学良尤爱研读“明史”。

　　这两人都是彪炳史册的人物，他们对明史的关注是对历史发展的思考，还是对自身命运的反思？我不知道。我只是窥见了以往教科书上“大写历史”撇捺之间的一些真相。

　　以前我只知道郑和七下西洋是我国航海史和外交史上了不起的壮举，现在才发现这事的起因也在皇位的争夺。明成祖是发动政变，取建文帝而代之，传说建文帝举火自焚，但是仍有许多传说说建文帝出家为僧，流落江湖。为了保证自己帝位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明成祖急于搜寻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的下落，因此派郑和出使西洋。一场骨肉相残的争夺就这样消弭在天朝海外扬威的洋洋得意之中。原来在历史中增添真实的细节和合理的心理分析，许多事件、谜团可以从另一个更真实的角度来解读。一些面貌生硬的事件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比如明朝的倭寇。我们熟知的“倭寇”不是对侵扰我国海疆的日本海盗的称呼吗？可他们的首领竟然是中国人，是一些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商人。原来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一切民间的海上私人贸易。可是明朝所处的时代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海外贸易的需求迅猛增长。面对巨大的市场和利润，商人铤而走险成为“倭寇”。当时他们只是想争取朝廷开放海禁，没有政治上更大的野心，也可能就因为这样，他们愿意接受朝廷的“招安”。不想朝廷出尔反尔，用计处死“倭寇王”王直，激起了更大的“倭患”。

　　明朝太监的专权是十分突出的，这种现象的产生归结为皇权专制制度。一旦身为皇帝，就有了一生的负担，至死方休。对于于政治毫无兴趣、却醉心于手工制作的明熹宗，逼着他面对宫廷朝堂之上尔虞我诈的险恶，其心厌烦可知。这样的一个皇帝，放权于一个心腹太监就可以理解了。太监没有后嗣，可以不必担心他篡位，又可以让他代为处理政事，何乐而不为呢。

　　历史有了细节，顿时立体丰满起来。“史”字不过是人们口上的一撇一捺，看似轻巧，可是其中权与血的争斗活生生地存在着，沉重得让人忍不住长吁一口气。我的被窝暖暖和和，今夜一定好眠。那么书中的人物呢，他们一旦踏上历史上的政治舞台，有否睡过一夜安稳觉呢？历史不记载这些，这些都沉浸在历史的梦中。

　　（《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