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解释性科学。但对于经济学是否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和政策设计，也就是说，除了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是否也应回答“应该是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人们是有分歧的。有的学者认为，在科学的范畴内，问题只有一个，即“为什么”，而“怎么办”则是工程学的问题，“好不好”是伦理学的问题。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莱昂内尔·罗宾斯就主张经济学仅限于科学解释，这一功能既不能回答价值判断，也无法演绎出对策措施。但也有学者主张，现代经济理论的成长有三个阶段：开始是产生思想的原创阶段；继而后人在此“前期产品”基础上，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形式化和一般化；最后人们再用非数学语言，进行思想综合和政策开发，形成“后期产品”。萨缪尔森更明确指出：“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一门以经验为依据的科学。它以解释我们身边的世界为首要目标，然后帮助我们基于正确合理的经济原则来设计经济政策，以提高国内外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价值判断和对策措施是经济学不可分割的部分。
实际上，英文economics的中文译法在20世纪初被确定为“经济学”，就与中国古代经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思想传统有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国几代经济学者秉承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在把经济学介绍到我国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今天，不少经济学家仍然认为，经济学除了遵循科学原则对现实世界进行系统解释，其最终着眼点在于对经济社会有所助益：它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
这个问题牵涉到经济学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问题。所谓规范研究，是解决“好”与“坏”的价值判断问题，即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而实证研究则解决实际“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主张经济学应严格限于实证研究的学者，认为从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关于现象的解释，即对“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些实然问题的回答中，并不能推导出对“应该怎样”这个应然问题的解释。正如物理学和化学一样，只能求“真”与“假”，而不能求“好”与“坏”。但主张经济学应该超越现象解释，为人们提供决策选择标准和决策手段的学者认为，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行为，其研究目的在于对互动中的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比较和判别，进而解决人们为改善自身命运而不得不进行的方向选择问题。有关经济增长的代价、社会评价标准、社会目标的讨论等，都属于规范研究的范围。
事实上，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从未截然分开过。经济学家严肃的实证研究本身就包含着对其所关注的人群命运的关怀；反过来，越是关怀社会中人的命运，经济学家在研究中越要踏踏实实地进行实证分析，把科学道理告诉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另一方面，无论理论上经济学家怎样争论，现实生活中的政策制定者总是从经济学的进步中汲取着思想资源却是不争之事。
从规范研究的角度看，经济学有两大现实应用价值：一是社会启蒙，二是体制设计与政策评价。就社会启蒙而言，考察经济学说史可以看到，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曾以规范研究作为自己的理论特色，都或隐或现地提出了“应该”实现什么和反对什么的道德判断问题，并对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就体制设计与政策评价而言，从经济学说史考察，无论私有财产制度、市场经济还是混合所有制以及公有制，无论自由贸易、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宏观干预，经济学既从一个角度记录了各个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们组织自身经济活动的方式，又为他们实现当时的目标和改进制度模式与政策手段提供了帮助。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从放权让利到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一步既是实践创新的过程，也是理论创新的过程。
《人民日报》 (2004年12月14日 第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