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在《裸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刊于《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一文中指出，安阳殷墟刘家庄M1046出土的玉璋墨书文字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通过对其文字的识读，可知这类玉璋即是见于金文和《周礼》的裸玉。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墨书文字所祭对象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习见于甲金文的“长子”，实指首子或元子，而且说明已有嫡庶之别。结合其他称谓，就可以认为，至迟在商末亲族制度已相当规范和复杂，后世的宗法制度于此时已具雏形。
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
朱子彦在《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刊于《东岳论丛》2004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对诸葛亮“择主”的标准，传统观念认为是“兴汉续统”，但从历史实际看实非如此。诸葛亮出山，投奔刘备，看中的是刘备在军事实力和人力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不是为拥刘反曹，“兴复汉室”。由于关羽的骄横跋扈，成为诸葛亮攫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故诸葛亮不惜假吴人之手置关羽于死地。诸葛亮又运用巧妙的权术分割了法正的部分权力。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诸葛亮才登上他梦寐以求的丞相之位。
北魏时期良贱身份的法典化
李天石在《论北魏时期良贱身份制的法典化》（刊于《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良贱身份制在北魏时期开始系统化、法典化。究其原因，一是该时期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及身份等级的复杂化提出了现实需要；二是北魏中央集权政府以强力推动体现儒家礼治理想的社会制度包括身份等级制度的建立；三是参与北魏政权的汉人士族较少受到玄学影响，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四是传统儒家礼治理论与中古社会、拓跋部早期社会的特征有着诸多契合之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学潮处理的分歧
杨奎松在《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刊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学潮不断。面对学潮，蒋介石惟恐被中共所利用，因而一向态度强硬，主张必欲消灭于萌芽状态中；而地方军政当局因守土有责及利害所关，更不免反应强硬，往往大打出手，造成惨案。对此，身居教育系统的国民党负责人及国民党籍教授们虽不以为然，但又无可奈何，只能亡羊补牢，居间调和，力求将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但随着学潮的频频出现，一些国民党人也由抱怨不满发展到逐渐与国民政府离心离德。这一点从国民党人在昆明“一二·一”惨案善后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即可洞见。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
赵泉民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刊于《学术月刊》2004年第8期）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合作学说被知识分子视为变革社会的一剂“良方”引进到中国，汇聚成一股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力的合作主义启蒙思潮。他们还把合作制度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呼吁组建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以发展平民经济，同时又开展大量的实践活动，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而因为中西方社会发展存在“时代差”，导致中国的合作经济思潮除了具有西方类似的特征外，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