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1年的隆冬，在南北运河与沽河（今海河）交汇处的直沽，一支刚刚调来的六千余人的军队根据政府的命令正在做修筑卫城的准备。直沽是当年燕王朱棣率兵渡河南下的地方；此时朱棣做了皇帝，这座卫城也因此被赐名“天津”，以示这里曾是“天子”经过的渡口。历经600年的风风雨雨，海河之河水就像母亲甘甜的乳汁，哺育着天津一天天茁壮成长；近百年来，天津终于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矗立于海河两岸，渤海之滨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在中国北方的通都大邑中，天津是唯一一座依河傍海的城市。由海河溯行五大支流，可直通华北或江南各地；自大沽出海，可驶至南北沿海各省，远达太平洋和印度洋，天然地沟通了这座城市与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交往和联系。数百年来，“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的天津，一直是首都的出海口和东大门，地位极其重要。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进入了动荡和变革的时代。因为备受屈辱和饱尝辛酸，迫使古老的中国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为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又不得不努力学习近代文明，以求得自强、自立，进而在探索和奋斗中争取民族的新生。很快，天津也加入到这一进程之中。
然而在近代中国，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天津那样，遭受过如此众多的外来侵略；也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天津那样，紧紧地把自身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天津一旦不保，首都北京就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所以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像打开了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迫使天津开埠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把中国带入近代世界的洋务运动，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害和耻辱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后来伪满洲国的炮制与出笼……差不多都要通过海河演绎，都要进入天津彰显。
天津是中国北方开放最早的城市，并且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自然地成为了吸纳近代文明的制高点。驻节天津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手握军政大权，犹如日后的内阁总理；直隶总督衙门甚至被外国人视为中国的“第二政府”。后来清王朝推行“新政”，天津和直隶省又成为当时的“模范”。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以来，“吾国外事尽萃于天津，外交之利害，全国之安危，而恒于是乎卜之，故往往动中外人之视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津是近代化中国的政治重心所在，当时不少的中外条约，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天津签订的。辛亥革命之后，天津又成了北京的“政治后院”，朝野要人纷纷迁居天津，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在天津预谋策划的，因此当时流传着“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的说法。据不完全统计，天津的中外名人故居达数百处。这样众多的人文、历史资源，不但在全国，就是在世界大城市中也是罕见的。
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保守的民族，源远流长、底蕴丰厚的华夏文明有着胸襟博大、海纳百川的品格。开埠之后，近代文明通过波涛汹涌的大海涌入天津，各种大规模的“洋务”设施率先在天津兴起，促进天津成为中国推行近代措施的先进地区，特别是“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轫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举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由天津开始的军事近代化，以及铁路、电报、电话、邮政、采矿、近代教育、司法等方面的建设，无不开全国之先河，“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
近代天津不仅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中心，而且代表了近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走向，在诸多方面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密不可分。也可以说，天津城市的风云变幻，海河两岸的潮起潮落，就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每前进一步都在天津留下了深深的屐痕。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开放、包容、多元特性的先进文化不断发展和壮大，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竟把天津由一个府、县城池，推向了中国第二大城市的行列。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百年风云”不过是弹指一挥的瞬间，然而历史的价值往往不是用数量来计算的。海河与海洋孕育了天津源远流长的过去，开放、包容和多元，构建了天津底蕴丰厚的文明，600年的辉煌铸就了这座北方最大沿海开放城市的创新观念和创新意识。因此，大胆借鉴一切文明成果，不断注入时代精神，把天津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和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是我们在新世纪义不容辞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