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访梁斌_新闻中心

四访梁斌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14日09:11 今晚报

前些日子，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媒体，《红旗谱》成了热门话题，我记忆的闸门也被撞击，一些往事又回到眼前，因为我的新闻生涯是从采访梁斌开始的。　　1977年秋天，为了从事新闻工作我离开天津的一家出版社，到了河北日报文艺部。到报社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和老编辑高峰采访河北的三位老作家：梁斌、田间、刘真。对刚迈进新闻大门的年轻人，这次采访足以让人激动，因此我充满着跃跃欲试的热情。　　60年代，《红岩》、《红日》、《红旗谱》被称为“三红”，是令我们那一代人痴迷的红色经典。尤其是看过《红旗谱》，又从广播中听了《播火记》，朱老忠、张嘉庆、李霜泗成了我们心中的盖世英雄，对塑造出他们的作家自然也有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一路上把梁斌和小说中的人物混合着，遐想着，从石家庄来到天津，在黄家花园附近一座小楼里见到了梁斌———一位和气、平静、看上去貌不惊人，心中却可以波澜万丈的老人。采访完由我执笔写了一篇通讯，三位作家每人一段，其中写梁老的那段小标题是“为霞尚满天”。没想到稿子交上去之后，如石沉大海，直到有天总编辑亲自向我说明了原委。大意是稿子写得不错，只是上级有关部门认为现在发还不是时机。又过了几天，我的直接领导，时任文艺部主任的韦野才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中《河北日报》曾经发过40版文章批判《红旗谱》，原本想以发作家专访的形式挽回影响，也算是落实政策的一项工作。但是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也必须做的事，当时做起来却并不容易，我的新闻处女作就这么“夭折”了。大约又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文艺部专门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两位著名评论家写了重评《红旗谱》的长篇文章，算是纠正了“文革”中对梁老和《红旗谱》的错误批判。　　一晃十多年没有机会再采访梁老。直到1990年5月梁老与著名国画大师黄胄先生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联袂举办“梁氏兄弟画展”，我奉命进京，第二次采访梁斌。　　实际上，这次根本没机会跟梁老攀谈，开幕前偌大的前厅里站满了京津冀的记者，穿着不俗的画家、作家。黄胄在夫人陪伴下给前来的宾客和记者签名赠送画册。画展开幕时，李瑞环同志挽着梁老的手走出休息室，步入会场，这是当时北京画家个人展中没有过的隆重场面。参加完开幕式，我匆匆赶到离民族宫不远的电报大楼，找了个地方写了篇消息，接着又登记排队发传真。但是业务员说我用的稿纸太薄了，不给传，非让我去买厚点的纸再重抄一遍，我立时急出一头汗。情急中发现业务员的年龄与我相仿，灵机一动，和他谈起《红旗谱》。这一来果然奏效，他说《红旗谱》是我们那时的精神食粮啊，敢情这位大作家还是位大画家。他热情地给我找来复印纸，还说，抄完后不用再排队了。虽然还是又重抄了一遍，但毕竟不用跑西单商场买纸了，那时还没有名人效应这个词，但这件事还真靠梁老的名声解决的。　　90年代初的一个冬日，《河北日报》准备选发梁老《一个小说家自述》中的几个章节，我单人独骑又赴津门第三次采访梁老。依然是那间古香古色，充溢着中国文化味的客厅，依然是那位和气、平静的老人，时间似乎是凝固着这里的一切，包括面前的梁老，岁月没有留痕，思维如往日一样的敏捷。谈完稿子梁老带我上楼，看他的画作。几面墙上，全是大幅大幅八尺宣的荷花、荷叶。心灵在一瞬间震颤，画虽无语，却让人觉出那笔墨之中的恢弘气势。这让我想起1977年采访老人时，他用徐缓的语调谈着《烽烟图》的创作，问候河北的老朋友，唯独没有提一句“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画如人，人如画，梁老的坦荡、磊落，风骨，都在画中尽情表现出来。　　此后不久，梁老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以一个画家的身份走进热爱他的读者心中，在故乡的土地上举办个人画展。我也由此有了第四次采访梁老的机会。　　画展在石家庄最大的展览馆河北省博物馆举办，开幕式上，他第一句话就是：“朝思暮想河北人民，没有河北的父老乡亲，就没有我梁斌。”话一落音立时引起热烈的掌声，一些梁老的朋友眼中闪动着泪光，每一个在场的人心底都涌起层层热浪，为梁老的真情所感动。　　开幕式后我在省政协招待所，他下榻的宾馆采访了梁老。忙了半天的他依然精神矍铄。他的几句话至今让我感动不已，他说，我忘不了农民，我们吃过农民多少小米，坐过白洋淀渔民多少次渔船，睡过乡亲们多少热炕……我从十几岁加入“少共”，入党以后也是主要做农民工作，受农民的教育，喝农民的乳汁。我的小说，我的画中民族化、个性化风格的形成，都是和河北农村的风俗、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性格分不开的，是和北方农民的粗犷、豪爽分不开的。所以我说，没有河北的父老乡亲，就没有我梁斌的一切。　　　如梭岁月，流逝的光阴冲淡了许多往事，许多采访经历，而与梁老的四次接触，却长留心中。《红旗谱》、《播火记》、荷花、荷叶和一个老人构成了我心中的一道独特的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