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入黔70周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在这之前,红七军、红八军、红三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贵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足迹遍及全省67个县市。红军在贵州,积极传播革命真理,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贵州高原上飘扬起中国工农红军的鲜艳旗帜。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使中国革命发生转折,重现生机,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由此掀开新的一页。贵州是一片红色的沃土,是遵义会议精神、革命老区精神和红军长征精神影响至深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省份。历史选择了贵州,党和红军在贵州书写了彪炳史册、光耀千秋的历史功绩。
一、实现了伟大的转折。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境内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在内的一系列会议,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红军在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遭到了极为惨重的损失,湘江战役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这时蒋介石察觉到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便在红军将要前去湘西的路上布置重兵,妄图将红军一网打尽。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1934年12月,红军进入贵州黎平,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进军。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猴场再次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制定的战略行动方针。会后,红军强渡乌江,甩掉了国民党重兵,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上,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指出他们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经过激烈争论,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和意见,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形成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进行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3月中旬,在贵州遵义县苟坝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贵州成为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地。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在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蒋介石“围剿”的失败。
二、开辟了红色根据地。1930年至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七军、红八军、红三军、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建立了黔桂边委和黔桂边革命委员会,领导黔桂边的革命斗争,成为滇黔桂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建了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黔北革命根据地、黔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中共黔桂边委、中共黔东工委、中共贵州省工委、中共遵义县委、中共川滇黔省委、中共毕节县委等党组织;创建了黔桂边革命委员会、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湄潭县革命委员会、桐梓县苏维埃政府、习水县革命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余庆县军政委员会、瓮安县革命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等政权组织;组建了一大批农民协会、贫民团、工会、共青团、妇代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先后建立了红军黔桂省边独立营、黔桂边护商大队、红军黔北游击队、红军赤水河游击队、红军遵(义)湄(潭)绥(阳)游击队、红军赤(水)合(江)游击队、黔东纵队、沿河独立团、印江独立团、德江独立团、黔东独立团、川黔边独立团、黔东独立师、贵州抗日救国军等武装及一大批区、乡游击队,在配合其它革命组织惩治官僚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同时,积极配合红军作战,牵制国民党军队、地方军阀对红军主力的围追堵截,保卫苏维埃政权,捍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苏区,发展壮大红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开创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红军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争取少数民族地方实力派王海平、贵州知名人士周素园等,利用他们在本地的影响,对革命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根据地的建设中,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做好少数民族工作。黔东特区制定了《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红二、红六军团制定了《红军对苗族僮族的标语口号》等。红军在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宣传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尊重各少数民族,不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村寨打土豪等,这些主张深受少数民族同胞的拥护。革命根据地的不少地区都先后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农民几千年来对土地的要求。
三、播下了革命火种。红军在贵州的活动,播下了革命火种,给贵州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红军六支部队到贵州,先后攻克了榕江、沿河、黎平、锦屏、剑河、湄潭、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绥阳、遵义、桐梓、东皇殿(今习水)、定番(今惠水)、长寨(今长顺)、紫云、贞丰、兴仁、安龙、江口、石阡、平越(今福泉)、龙里、修文、黔西、大定、毕节等30多座县城。经过了荔波、从江、务川、松桃、印江、德江、思南、三穗、凤冈、赤水、息烽、仁怀、开阳、龙里、贵定、关岭、安顺、镇宁、望谟、册亨、打鼓新场(今金沙)、大兔场(今纳雍)、水城、玉屏、威宁、盘县、兴义等30多个县境。红军所到之处,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工农劳苦大众寻求解放的道路和团结抗日救国主张等,广泛传播了革命思想,播下的革命火种在贵州生根、发芽。为壮大工农红军,保卫苏区,各级革命政权多次号召扩大红军,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贵州各族优秀儿女1万多人参加红军,使红军得以休整发展,贵州成为红军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的重要之地,成为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地。
红军离开贵州后,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反动势力向贵州各族人民发动了疯狂镇压和反扑,采取了一系列“铲共”、“清乡”反动措施。一时间“搜查”、“缉拿”、“逮杀”、“登记”等白色恐怖接踵而来。凡参加过各级苏维埃、游击队以及群众组织,或参加打土豪、分田地,支援过红军的各族群众,都被冠以“赤匪”、“通匪”等罪名横加迫害。
四、建立了中共贵州省领导机构。中央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1935年以前,四川、广西的党组织在贵州建立了中共赤(水)合(江)特别支部、中共赤水兵工厂支部、中共赤(水)合(江)特区委、中共赤水特别支部、中共黔桂边委、中共罗甸蛮瓦支部、中共卡法支部、中共板陈支部以及贵州地下党员建立的毕节党支部,当时,没有一个全省性的领导机构。1935年初中央红军占领遵义期间,贵州地下党员林青同党中央取得联系,向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罗迈(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罗迈代表党中央承认贵州地下党组织并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省工委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一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它使贵州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建立及其活动,有效地配合和支援了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斗争。而红军在贵州开展的各项斗争,也给中共贵州省工委的活动和组织发展以极大的支持。
70年前,红军长征到贵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今天,历史的重托已转到我们这一代肩上,建设发展贵州的事业艰巨而伟大,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扎实工作、开拓创新、奋发图强,进一步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富民兴黔的宏伟事业,开创贵州美好的未来。
作者：（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