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莉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政治文化中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北京历来有重视儿童文学的传统，孕育和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以曹文轩、张之路、李子玉等为代表的北京儿童文学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凸显出理想与人文的精神，引导儿童热爱生命、倡扬美好人性、塑造高尚人格、关注弱势群体、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举起了一面猎猎舞动的儿童文学大旗。
集作家、学者于一身的曹文轩以悲悯的人文关怀创作了《草房子》、《根鸟》、《红瓦》等系列成长小说。他以“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表达着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其中，《草房子》以一个孩子的视角讲述了发生在孩子与孩子之间、孩子与成人之间、成人与成人之间的故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因为其中蕴涵的撼动人心的人性和人情，使得故事本身又远远超越了“20世纪60年代”和“油麻地”那样特定的时空。他以悲悯的情怀“将人物打亮，将思想打亮，将所有的一切统统打亮”，让人的尊严在懵懂中清晰耀眼起来，让美好的人性在复苏中蓬勃生长起来。《根鸟》则让我们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捏抟与雕刻，那些倦怠的、惊醒的、憧憬的、遗忘的、惶惑的、沉迷的——生命的不同层面渗透交融。曹文轩写出了人生的困苦与悲怆之情，但绝不沉溺于悲切的情绪氛围里，他让我们看到即便在生命的低谷或是“绝境”当中，生命依然有它不屈与坚韧的一面，人性依然有它灿烂光辉的美质。曹文轩以他的文字和文字所蕴涵的情怀“感动”着当下的孩子和曾经是孩子的成人。
当代英国人文学者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中谈到，人类有两种文化的代表，一种是文学知识分子，即作家；另一种是科学家，特别是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长期以来，两种文化各执一端，日益疏远分化，结果只能给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带来损失。斯诺呼吁，这二者应该合作，两种文化应该融合。徐鲁在《张之路文集·代前言》中，赞誉张之路在文学与科学两种文化的沟通与融合方面做出了榜样。他以强烈的责任感和宽厚的人道主义胸怀对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弱势孩子给予了必要的关怀，对儿童与成人的个性进行了必要的张扬。在张之路的创作视野里，那些被误解、嘲弄、讽刺的“三只手”、“差等生”、“调皮大王”得到了特别的关注与充分的理解。以教师或父母角色出场的成人形象则对少年的成长起着关键性的扶助作用，他们有意识地让孩子经受挫折体验和训练，推动他们自主自立的生活能力。特别在塑造男子汉性格方面，张之路注意到成人在给予儿童信任的同时也要让他们承担责任。张之路笔下的成长小说既有现实的背景又不乏幻想的元素，他创造了一个能够满足孩子内心需求的世界。当孩子渴望如夏刚一样独自出门看世界，当大多数家长又无法或不愿仿效夏刚父母的大胆决策时，《有老鼠牌铅笔吗》给了孩子心灵的慰藉与成长的扶助。作家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中，没有回避现实生活的沉重、郁闷，他以硬朗的风格在书写儿童成长母题的同时，也展现了成人的精神生命成长。与当下一些走青春、时尚、流行路线的都市校园小说相比，张之路的少年小说幽默但不浮躁，沉重又不失生机活力。
对生命的敬重又使我们看到了人类以外的物种世界，恰如曹文轩说“动物小说帮助人类建立了更广泛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不仅仅表现在人类自身的世界，还表现在人类以外一个更广泛的物种世界”。几千年来，人类为了生存，经历了渔猎游牧、驯养动物、征服大自然的漫长征途；从上个世纪开始，人类也是为了生存，打出绿色环保的旗帜，反思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甚至考虑到动物的福利等等问题。人们开始认识到动物与人的关系、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实际上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李子玉在他的作品中真诚地讲述着动物的坎坷命运，希望唤起人类对自己野蛮杀戮行为的反省；他由衷地赞颂动物顽强的生命力，希望人类不仅尊重自己，也要尊重自身以外的生命；他描绘了大自然的神奇景观，希望人类生发出对大自然热爱之情，譬如，《野鸭麻胸脯》通过动物野鸭的视角看到了大自然的神秘绮丽，使我们不由地在心底涌起对自然的热爱与对生命的敬畏之情。
以曹文轩、张之路、李子玉为代表的作家，以深厚的人文关怀为儿童写作着，那些美好的人性、顽强的生命将会唤起孩子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面对苦难的坚韧则有助于孩子拥有悲悯情怀和高尚品质；对个性的张扬将会丰富孩子的生命色调和性格塑造；奇妙的大自然、绿色家园意识将会激发他们“更广泛的人道主义”。应该说，作家们在潜移默化中扶助着儿童的成长。北京的儿童小说作家留下了他们坚实的脚印，创作出了很多的精品佳作，（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