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阳作为湖南省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县之一，在实施过程中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尴尬。据报道，“截至2004年11月中旬，桂阳县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为23．8万人，覆盖率仅为34．5％，成为湖南省5个合作医疗试点县覆盖率最低的县。”
应该说，试点政府还是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和心血的。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惠民工程”，作为真正的受益者，广大农民却出人意料的表现出冷漠和麻木，以至于“七成农民不领情”。除了政府在执行政策工作中某些环节有所欠缺外，是否还有潜在的深层原因呢？实际上，我们无法回避政府信任赤字是造成这项工作举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的信赖与真诚，也是构建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信任也一度变得脆弱。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利己主义”危及到了社会信任，引起了种种的社会问题，一些药店打着免费体检的幌子，欺骗消费者；一些不法商贩把假种子卖给农民，致使农民颗粒无收；考生考试通过了，还要拉关系、找熟人“求保险”。
当然，一些基层政府本身言行的个别失信导致了民众对政府政策动员的观望甚至阻滞，政策信任的缺失构成了民众阴影化的历史积淀并加深着现实的连带逻辑，政府的信任赤字亦越来越成为政策执行对象的心理隔膜，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既存事实。正如桂阳县副县长蒋利民所说“过往以来实行的几次‘合作’（指合作社、合作基金会）制度的失效”，使群众无形中产生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阴影。
我国社会学研究专家郑也夫教授日前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中国的信任危机》的讲演，他指出，在结构上信任分为三类：人格信用、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中国在3种信任结构中都出现了危机，因此才导致“以熟相欺”、“借而不还”和“专家评议系统失范”等现象的发生。信任的缺失确实已成为我们社会一种难以言状的痛。尽管如此，重构以“人格信任”为基石的信任结构是全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政府信用的建设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因为政府信用对整个社会信用建设起着示范的作用和标本的意义。陈潭（知名学者）秦勃（青年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