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日本为何对华大打ODA牌？

　　新华网消息 新加坡《联合早报》15日发表黄彬华文章，诠释日本为何对华大打ODA牌。

　　文章说，最近，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接连在两个国际会议上与中国领导人，即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会面，并成功恢复在第三国举行双边首脑峰会惯例。这似乎显示，紧张的中日关系已经出现转机。首先，小泉这次不敢再逞强，见面说一套，会后又做一套。他虽然没有对外公开承诺不再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但也没有像过去那样，为了讨好日本传媒，而说他会坚持去参拜。其次，在峰会前夕，刚上任的外长町村信孝和小泉本人都曾公开说，日本即将终止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峰会过后，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却说，中日还会协商，不会即刻终止。

　　文章指出，所谓政府开发援助，是日本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项目，也就是经援的官方称呼。日本一般都以它的英文简称，即ODA直接称呼。其实，ODA并非全部无偿经济援助，大部分还是低息长期贷款，一部分是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而已；过去，中国直接称它为“日元贷款”，后来才依据日本方式，称它为“政府开发援助”。

　　文章说，ODA成为日本外交战略工具。

　　文章回顾说，ODA当初确实是日本对外提供的纯经济援助，条件不苛刻，对象也不只限于中国；但后来，日本公开将它纳入外交战略体系，日元贷款或经济援助便不尽能概括其涵义了。因此，笔者认为，还是使用日本官方的简称ODA，也许更能全面表达其特殊内容。

　　文章说，日本一度被世界公认为经济动物，后来发现必须重视国家形象，因此初期强调ODA是无条件援助，但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大和民族的精打细算特质又再度显现，甚至公开主张要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相互挂钩，日本的ODA与传统的经济援助也就没有重大差别了。2001年，日本提出新的对华经济协力计划，开始缩减对华贷款规模，严格限制经援项目，利用ODA左右受援国政策日益显著，而中日之间围绕ODA的争论、谈判也就加剧。近期，ODA更成为中日之间暗中较劲的热门课题，其中经济的争论几乎皆无，政治问题的争论，特别是历史问题的争执，却明显占据主导地位。

　　文章说，虽然外表是受中国崛起的影响，甚至是“中国威胁论”的炒作，助长了日本国内“终止对华提供ODA”的论调，但这次日本显然是在对华打ODA牌，扭转外交劣势，附和极端右翼的反华言论，对华摆出“隐性经济制裁”的姿态，希望能软化中国对日政策。

　　文章说，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确实激怒了中国。虽然中国政府领导人会在第三国与小泉会晤，也偶尔会应日本政府要求与小泉举行非正式峰会，但中国至今依然拒绝邀请小泉访华，还公开表示目前还不是中国领导人访日的适当时机。

　　文章强调说，近期，胡锦涛在圣地亚哥、温家宝在万象会见小泉，相信是一种试探性的外交接触，而小泉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改口说，日本不会即刻终止对华提供ODA，又进一步证明，ODA已经政治化，而且公然成为外交战略工具。其次，细田说，ODA延续还是终止，双方可以谈判，这也证明“ODA助长中国的崛起”、“威胁到日本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论调，其实是可以调节的。

　　文章说，ODA实际代替战争赔偿。

　　文章援引小泉的话说，“中国经济发展顺畅，已经到该从对华ODA中毕业的时候了。”文章接着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但ODA不是纯粹的国与国的经济援助，而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即使中国成长了，日本的ODA还是不能单方面喊终止就可以取消的。何况，中国距离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发展均衡，人民生活富裕的小康状态，还有一段很遥远的道路。

　　文章说，战后日本对部分国家支付了战争赔偿，过后还视赔偿为“对外经济援助”的变种，因它使日本能重返东南亚市场。1954年10月，日本参加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科伦坡计划”，更给它创造全面重返资本和商品市场的先机。

　　文章说，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1978年中国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急需外汇资金和先进技术，而日本也刚经历石油危机打击，对中国的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垂涎，藉着1978年8月和平友好条约，加上邓小平11月访日，中日经济合作的框架遂建立起来。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宣布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1980年，双方签署第一批日元贷款协议，也为日本企业向中国出口大型成套设备和进口能源创造了条件。

　　文章说，从1979年至2004年3月，日中签署的ODA协议累计金额为3万2272亿日元(约300亿美元)，其中贷款为2万9505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1364亿6900万日元，技术援助1402亿4900日元，利民工程41亿日元。中方实际使用的日元贷款为1万9400亿日元，偿还期30年，年利率平均3%。

　　文章认为，ODA促进了中国基础设备建设，也有利于日本。

　　文章说，80年代开始的两批日元贷款项目都集中使用于港口、铁路、能源、环境设施的建设。90年代，港口、铁路、能源建设之余，也投资农业、通讯和交通等事业。2001年以后，多集中环境、电力、公路、教育等项目，而且改变为单年度申请，逐年递减的的方式。

　　文章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元贷款是中国获得外国政府资金的主要渠道，最多时占中国吸取官方资金的半数以上。日元贷款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基础设备建设，也为日本进口中国能源和资源创造了条件。据日方统计，中国总长13000公里电气化铁路中利用日元贷款的占34.5%；在约470个港口的大型泊位中利用日元贷款的占12.2%。北京机场和地铁扩建工程也都得益于日元贷款。

　　文章指出，中国基础设施的改善，间接为日本的进口中国石油、煤炭等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日本企业投资中国创造良好条件，并带动日本成套设备出口中国。从日本角度来看，虽然也对其他国家提供ODA援助，但对华日元贷款的成效最好，甚至在国内零利率期间，还为日本创造了跨国存款的利益。

　　文章说，由于日本使用“援助”一词，很多人误以为ODA是日本单方面给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日方的统计数字却表明，援助总额3万2192亿日元(2002年度的累计)，其中有偿资金援助占91。65%(实际金额2万9505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占4.24%(1365亿日元)，技术援助4.11%(1322亿日元)。不用偿还的无偿援助只占一小部分，超过90%却是最终要连本带利偿还的。

　　文章认为，日本无视当初的本意。

　　文章说，不可否认，日本在中国急需资金的时刻提供巨额贷款，确实有积极的贡献。事实也证明，相互合作便能创造双赢局面。但部分人却不这样看，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中国威胁论”也就应运而生。

　　文章指出，有人说日本提供资金间接造成中国军力增长，甚至威胁到日本的安全。有人看到“神舟”飞船升空，就说中国已经走在日本前面，应该削减ODA。有人利用中国球迷在亚洲杯期间的喝倒彩事件，就说中国人对日本ODA“毫无感激之心”，应该终止。

　　文章说，日本人不能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也许情有可愿，但完全无视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胸襟，甚至无视70年代日本领导人以ODA代替赔偿，以毫不痛苦的形式重建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苦心，结果只能使自己作出的努力付诸东流。

　　文章说，日本的对华ODA政策，自2001年10月提出新的《对华经济协力政策》以来，不仅金额连续三年大幅度减少，附带条件也日益严厉。比如，去年比上一年度减少20%，比2000年则减少一半以上，只剩下967亿日元了。分析家说，削减自中国的份额，转移给了印度。日本的战略，明显是要利用印度来牵制中国。

　　文章说，ODA已经政治化，而且成了外交战略的工具。日本如果使用不当，首当其冲是25年的辛劳将功亏一篑；其次，日本自以为可用ODA牌，甚至各种经济牌，实现其外交目标，包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料这正是日本的致命伤，因为一个东方国家采用非东方的手段，不讲信义道德，即使能赢得一时的胜利，从长远来看却会丧失更根本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