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篇　无锡警方希望以求实精神开展监督

　　记者从无锡市公安局有关部门了解到，陆亦平等牺牲的民警为人清廉，口碑很好，组织在审查他们因公出差不幸遇难的事实经过时，从未发现有与商务人员在

　　一起的情节，更没有所谓“去广州游玩”、“老板买单”的事，上述传言纯属谣传。经查，所谓王百万的户口问题、“答谢”等也属子虚乌有。包头空难和广州空难都有警务人员和商人在一起的“巧合”是根本不存在的。

　　记者也从其他渠道了解到，当年流传甚广的“王百万”谁也没有见过，谁都没有现场看见商人与警员同行。据接受采访的广州空难惟一无锡籍乘客幸存者王荣根回忆，他根本不认识所谓的那名商人，因此，事后他对“警官与商人同行”和“老板买单”始终没当回事。“因为我不认识那人，因此我不好说什么。”据参与武夷山采访活动的有关人士回忆，他们也没有听说有什么王姓老板与无锡市公安局的人在一起呆了几天并同机罹难的事。看来，由于空难引人关注，当年信息渠道又相对狭窄，而且当事者又大多遇难，以致社会上一些传言被以讹传讹走了样。包头空难发生后，一些人从包头空难的传言中联想到十四年前广州空难发生后的传言，在网络上进行传播，引起了许多混乱的猜测。但现有的事实都说明，两起空难中警务人员涉嫌由商人出资旅游的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可以印证。

　　报道刊出后，不少无锡公安系统的人士和群众都打来电话，对空难中“老板买单”一说表示怀疑，几个警官和特约记者也致电无锡市公安局，表示愿意为此作证，以击破谣言。无锡日报给无锡市公安局专门发了说明函，说明：1990年9月，本报组织特约记者异地采访福建铁路电气化工程，无锡市公安局宣传科赵子明作为本报特约记者参加了活动；本报在组织的这一异地采访活动中，参加异地采访的特约记者中没有女性。

　　遇难警官的亲属也向本报表达了激动的情绪，他们在来信中除了表示震惊和气愤之外，也希望本报本着负责任的态度重新认真调查此事，以还事实以真相，为不幸遇难的亲人讨回名誉，讨回公道。

　　无锡公安系统的同志和市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大都表示，尽管大家痛恨腐败渴望廉政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依靠一些没有根据的道听途说和主观推断，就说警官出事前如何如何让商人们花钱，这不仅是对遇难者的一种人格污辱，而且也极易扭曲人们看待执法权力机关的心态。因此，要警惕这类传言的危害性。

　　无锡市公安局边宪华副主任表示，近年来，该市公安机关坚持从严治警方针，切实加强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内外监督机制，真心诚意欢迎新闻舆论的监督。同时，希望媒体以求实的精神开展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力量来自事实。开展舆论监督，必须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掌握翔实的第一手材料，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是不可取的。

　　无锡市公安局一些曾与陆亦平、赵子明等遇难警官共过事的民警向本报记者表示，看过报道后他们感到说不出的难受，因为在他们眼中，几位逝去的老同事为人一向正派、口碑很好，而且当时的社会环境又不像现在这样，传言说老板买单花钱请警察是件不可想象的事。不能因为现在社会上存在一种对执法机关的偏见就要向警察栽赃。何况，一些正常的人际交往也不能戴有色眼镜去看。

　　无锡一位当年参加通讯员活动的人士给记者分析道：当时的社会环境很好，大家都没有朝不正常交往上面去想。即便是同路，也是正常的。我不赞成瞎联想，特别是对因公牺牲的公务人员，要维护他们的形象。

　　市民王小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尽管现在腐败现象较为严重，但要以平常心看待某些敏感话题。空难发生后，大家心情都比较悲痛，如果再在伤口上撒一把盐，那些道听途说并传播者是不人道的。

　　记者结束再次调查后，心情感到很沉重。一是所有的采访都说明本报上文提及的那些传言大都是不负责任的主观推测，其中有的是出于好奇和偏信，有的则属于恶意中伤。因此，本报的报道虽然出于良好的动机和愿望，但由于采访不够全面和材料来源的局限性，客观上造成了传言的推波助澜，损害了无锡市公安局和公安民警的形象，也造成了遇难者家庭的情感伤害。本报记者由此感到自责和歉疚，本报记者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改变采访作风、恪守职业道德，提高报道特别是舆论监督报道水平，让广大读者满意。

　　值此，本报表示：

　　本报12月8日《两大空难中的“巧合”》一稿中，有关“无锡警官包头空难中的疑云”和“广州空难中也有无锡警官”两节中引用了“遇难警务人员出事前和商人在一起”等传言，经查没有事实依据，对由此给无锡市公安局、陆亦平、赵子明、蒋勇、周仲歧等遇难警官及其他遇难者亲属和单位造成的形象损害和情感伤害，本报深表歉意。

　　《江南时报》 (2004年12月16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