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观察
王宏维
认为女性与自然有更密切的联系，是多种文化之中都存在的一种观念。中国人把黄河称为“母亲河”，欧洲人则将地球看作如同母亲般的养育者、有“大地之母”盖娅的说法，古埃及人更以女性具有繁衍能力的子宫来象征生命的复苏和谷物丰收……
在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状况不断恶化的今天，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有了不同于传统的新发展。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生态问题进行审视与研究，将女性主义与生态伦理结合而产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近30年来世界范围内引人瞩目的一项社会运动及理论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有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契普克”(Chipko，也称“抱树运动”)，就是由印度北部妇女发起的、反对为快速致富与大公司联合大肆砍伐树林的著名环保事件。在非洲的肯尼亚，妇女为保护自己与家人生存的环境，也开展了名为“绿色林带”的植树、护树运动。根据这些妇女自发参与的生态运动，研究者认为，大部分女性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承担养育者的角色，她们必定更注重空气、饮水、食物的质量与家人健康的关系，并希望适于她们生存的良好环境能持续下去。对此，印度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希瓦有一很概括而形象的说法：树木生存问题因此成了一个女性主义问题，而不仅仅是生态学问题。
与此同时，生态女性主义也在思想上、理论上研究了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早在1962年出版的生态学著作《寂静的春天》，就是由美国女科学家卡逊经四年对化学毒物开展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她谴责滥用DDT等“杀虫剂”对大自然造成的破坏，并告诫人类，对环境的所有“攻击”，最终都将危及人本身。而所谓“害虫”，也只是人在自己狭隘的立场上、仅仅根据眼前一些利益受“害”所作的判定。卡逊在书中写道：“当人类向着他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危害了人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然而在当时，该论著遭到化工公司的激烈反对，卡逊甚至遭到人身攻击。但就是这本振聋发聩的著作，促使美国国会很快召开了听证会，于1963年停止了曾获诺贝尔奖的DDT及其他几种剧毒农药的使用，并于1970年成立了国家环保署。在此之前，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有“环保”这个词，而理所当然地认为人是比自然高等的存在，自然因此是人的“奴仆”，而“掌握”、“征服”自然、向自然“开战”，不仅“鼓舞人心”，也是对人的力量和智慧最好的确证。这些都遭到了生态女性主义激烈的批判，并指出这种歧视、压迫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男性中心主义。它更深层的历史、思想根基——父权制以及主体／客体、主要／次要、高等／低等、优势／劣势、尊贵／卑微的二元对立构架，这些都与阶级、种族、性别等社会不平等相互联系，构成了维护父权制的社会系统和观念系统。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众多生态女性主义派别拥有一个共识：大自然所受到的压迫与妇女所受到压迫是联系在一起的，生态危机的解决也必将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美国女性主义伦理学家麦茜特以其《自然之死》一书，非常详细地考察了人企图“统治自然”的妄想，并从父权制根源上进行了分析。实验科学之父培根，就曾提出要以“拷问”的方式来逼迫自然“供出”自己的“秘密”。这与女性长期被父权制压制一脉相承，二者间极具象征意义。麦茜特认为，科技革命推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确立男性主宰地位的时候，实际就意味着“自然之死”——同时也把妇女推向了生存的边缘、女性也像自然一样处于危机之中。为得到清洁的饮用水，操持家务的妇女必须走更远的路。环境破坏造成农业歉收，使作为农业主力军的妇女日益贫困。最典型的例子还是前面提到的DDT等剧毒农药的使用，时至今日，它对自然和人类造成的危害还远未消除。近年有关部门对DDT污染的调查显示，每克母乳含DDT广州为0.70微克，香港为0.39微克，北京不到0.25微克，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均在0.03微克以下。因DDT的衰变很慢，这些数据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大改变。这意味着，因人们曾经大量喷洒DDT灭杀“害虫”，致使水源、土壤、鱼类、植物和家畜、家禽都被DDT污染，身居广州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他们的后代也不得不吮吸高DDT含量的母乳，这将是千千万万母亲多么担忧的事情！
正因为现实中存在大量与女性直接相关的环境危害，生态女性主义者很明确地提出：女性主义者必须是生态女性主义者。虽然女性主义最初的目的只是消除性别等社会歧视，但面对生态危机拓展了另一面——消除对自然的歧视。毫无疑问，这两者在文化、思想、逻辑上是同构的。当我们在现代平等观念下重新定位性别关系时，也必须在现代平等观念下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并不是指克服生态危机只能依靠女性，而是指在女性主义的审视下，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压迫性结构更清楚地揭示出来了，这也就为建立平等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了方向。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