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流花地区交通地位不能动摇

　　这两天，关于广州汽车客运站是否搬迁之事炒得沸沸扬扬。广州市交委和越秀区规划局各有各的理由。其实，我觉得任何城市规划都应该以便民为宗旨，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提倡以人为本的时代。广州汽车客运站比邻广州火车站，虽然面积小了一点，但与省汽车站相互支撑相得益彰，还是很方便旅客换乘的。如果将流花路交易会所有场馆均改为新汽车客运站，大门改在友谊剧院附近，似乎还可以。倘若只利用其附近的广场，就未免有些不妥了。

　　专家说广州汽车客运站是否搬迁要看火车站，这话是不错。但是广州铁路客运站南迁番禺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离新机场远，不便于旅客换乘(试想一下，从新火车站换乘飞机需要多少时间和金钱)。广州的铁路和公路主要是与内地联系的(民航不同)，而非国外，这是规划部门应有的常识。广州现在的交通立体架构模式，尚未影响到服装、鞋类、皮革等批发市场的运转，还能应付国内其他大中城市的挑战，一旦铁路、公路和民航换乘体系出现脱节和松懈，广州在中国的区域中心地位势必会被武汉等城市赶超。所以，我觉得广州市交委的意见比较科学，广州流花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石涧竹

　　地铁公司有罚款权吗

　　贵版昨日的来信来论刊登曾春光的文章，该文认为对冒用地铁优待票者当就地重罚。笔者认为，地铁公司是没有罚款权的。对这个问题，不必修改有关法规，地铁公司可以通过转变观念来解决问题。

　　首先需要明晰的是地铁公司和滥用优惠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之间实际上签订了短时短途运输服务合同，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滥用优惠票的乘客违反约定使用不符合身份的票证，需要承担的是民事法律责任，其隐瞒真实情况的，冒用他人身份属于民事上的欺诈行为，依据《合同法》规定，地铁公司可以要求该乘客补足票款，并且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加收票款。因此，滥用优惠票者违反的民事法律关系，属于私法调整的范围，如当事人协商或者诉讼。而罚款则是公法调整的范围，亦即是国家机关职权。要由私法调整的社会行为，为什么罚款反倒被优先地适用，而民事法律责任却被忽略呢？这也许和我们以前的一切社会关系行政化、公法化的思维有很大的关系。单位和个人都想突破平等关系，取得凌驾他人权利之上的公权力，比如保安想要和警察一样执法，商场想像公安机关一样惩罚小偷，以及随便戴个红袖章就罚款等等。地铁作为一个民事机构依然有不可遏制的行政冲动，这恐怕是根深蒂固的旧观念使然吧，现在碰到的难解困境，其实转变一下观念就可以解决了。

　　成准翔

　　内勤工占鳌头，我们反思什么

　　拥有自考大专文凭的女内勤工许桂英，在深圳公务员招考中，以同职位笔试和面试综合第一的成绩，从6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一时间，议声四起。更多的人们把焦点集中在许桂英的学历上，并因而质疑其是否具备报考资格。

　　不知道在质疑的人群中，那些与许桂英同场竞技而名落孙山者占有多大比例。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心态颇值得玩味。试想，正规本科生居然屈居一“出身不正”的内勤工之下，是可忍孰不可忍。羞愧之余，查查许桂英的来历，找出些许破绽，一来可寻求心理平衡，二来说不准可以借此卡掉别人，为自己创造机会。此虽为诛心之论，但人们都把眼光盯在许桂英的学历上，而不赞许其能力，正说明了我们的人才评价标准还处在畸形扭曲阶段。

　　我们理所当然欢迎打破“惟学历论”。但遗憾的是，在人才招聘过程中，“能力”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许多行业、许多岗位，仍然在准入方面设置了较高的学历门槛，美其名曰：进门之前看学历，进门之后看能力。问题是许多人门都没法进，又如何让人看他们的能力？人们常说：英雄不问出处。我们现在所做的，却是先看出处，然后再看你是英雄还是狗熊。

　　许桂英的遭遇质疑，正是此背景下的一个个案而已。她的报考资格问题已经得到澄清。如果一切属实，以其独占鳌头的能力，想必可以顺理成章获得梦寐以求的职位。但是民众的期待不至于此，我们是否可以此为契机，建立自由的人才竞争机制，并在选拔过程中，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黄坚

　　数学大师灵前的“官本位”洋相

　　被誉为“微分几何之父”的陈省身走了。在举行陈先生追悼会的殡仪馆里，世界各地赶来拜唁陈先生的来宾，除了官员、院士和少数工作人员，都得在北国的寒风中晾着，其中有来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的许多年迈的数学家。年轻的官员进去了，年迈的学者被挡在门外。教授们只能气得朝挡驾的警察大喊：“你们只认官员不认数学家！”(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官员来为数学大师送行，目的是为张扬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精神，却把同样是数学家的教授们晾在寒风中，得罪了不少科学家和一批有分量的知识分子。事情虽小到没有提供一间挡风的休息室，而形成的反差背后，却是扭曲的价值观在作祟。安排休息室的时候，何以想不到来宾中会有许多高龄的学者？要是休息室太小，何以不能先考虑照顾年迈的来宾？与会的官员，兴许没看到年迈的教授们正在寒风中颤抖着；会务的组织者是看到了的，但按他们的规矩，不可能把年轻的领导请出去，再把年迈的教授请进来。

　　于是，值得反思的，只能是规矩。要是我们有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规矩，就该给数学家们留下一席之地；要是我们有传统美德的规矩，就该为年迈的来宾留下一席之地。会议的组织者要为官员着想，可只要健康允许，到场的官员们最需要的可能不是休息室的一个座位，而是能向科学家与知识分子展示一种关爱与尊重。一个数学大师的追悼会参加了，却把参加追悼会的一批数学家给得罪了，这样的会务组织，不管怎么说，都不能算是成功的。

　　慕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