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组织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组织人事部门认真清理一些地方和部门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违规提高干部级别待遇、政府工作部门的党政正职分设等问题，并在3年时间内逐步消化，清理期间暂停报批干部高配、增加领导和非领导职数（本报12月16日A1版）。看来，在某些地方，官员过多裁减不下已成“顽症”，省委组织部下此“通牒”，实属“情不得已”。
在中国，做官历来为正道，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只是文雅的说法，因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近乎极致地道出了读书做官“名、利、色”兼收的梦幻境界。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共产党人做官，更多的是体现一种责任，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但在和平时期，政府机构的设置、官员的升迁任免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推崇的不单是激情，还有科学与理性，是两者近乎完美的结合。任何一个个体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都不可避免地寻求自己的最佳位置，这不仅是制度本身的奖励机制所企盼的，也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
问题是，当官员的总数大大超过制度设计所框定的额度、官员的升迁不是出于社会需要而是出于个人“需要”时，社会及政府必定不堪其负，带来的是行政成本过高而运作效率降低等消极作用，庸才充塞必然导致真正的治国安邦之才没有用武之地，这是一种最为可怕的制度腐败。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有效地消除，其对社会的危害将是长久而深重的。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我国正处社会剧烈转型期，政府官员的权力具有刚性与监督力度相对疲软的特性，加之部分人信仰的动摇，对“名、利、色”的过度迷恋，使得“升官发财”成为不少官员的“葵花宝典”乃至走火入魔，近年来大批贪官污吏被绳之以法，就是明证。这样，中国政府管理职位虽然数量庞大，但仍属政坛“稀缺资源”，在关系网、“裙带风”及金钱万能盛行的大背景下，对政坛“稀缺资源”的争夺，不正当竞争与权力干预的阴影随处可见。如果庸才挤占了宝贵的“资源”，则德才兼备的人才势必被压抑，一“增”（增加了成本）一“减”（减少了效率），社会为此付出的是双倍的沉重代价。
抑制、消除官员选拔任用方面的制度腐败，不仅关系到责任政府、阳光政府的确立，也关系到改革大业、社会进步的成败，暂停报批、推行考察预告制度和防止干部“带病上岗”不失为良方，而突出民主、民意，将官员的权力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让能者上、庸者下，也是一条正确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