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的曹禺

　　曹禺老师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医院度过的。

　　一个热情、敏感、内心有很多想法还没来得及实践的人，却被迫囚于病室，一定是难耐而又无奈的。

　　我第一次去医院探望曹禺老师，一路都很不安，猜测着曹禺老师是否病容憔悴，烦躁难安。可当我忐忑地进入病房，却使我大出意外，曹禺老师不但毫无病容，而且精神健旺，说话依然悦耳响亮。住院当然是寂寞的。虽然有玉茹老师和万方陪着他，但在可以探视的日子里，他总是欣喜地接待着来访的人，亲切地倾听着病院外的事情。他一直是我们中央戏剧学院的名誉院长，所以很关心学院，徐晓钟院长经常去医院看望他，向他汇报学院的情况，他总是认真地听，并且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一次徐晓钟提到他在学院新排了契诃夫的《樱桃园》，他听了很兴奋，说：“好戏，好戏呀！”又很遗憾自己不能亲自去看，晓钟院长忙说：“一定把录像带给您送来。”他表示：“好，好，我一定看，一定看。”

　　他是否看了，我再一次去时没有问，但我知道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崇敬契诃夫。早在1936年在《日出》的跋中，他就说自己曾经“着了迷，沉醉于契诃夫深邃的艺术里”。这次又提起契诃夫，他连忙说：“伟大，伟大！”说那才是“真正的戏，里面都是活人，活人，了不起啊……”

　　感慨之后，他突然沉默了一会儿。我没有插话，我意识到了这沉默似乎隐忍了些许失落。是啊，他曾经以“激动的情感”和“一腔愤懑”创作出辉煌不朽的戏剧，但也有“欲说还休”的东西深埋在他的心底。有一次他就曾经说过要写一个“知识分子”的剧本，我们也曾说不希望《王昭君》是他的大轴戏。如今看来这一切是不可能了。这沉默究竟有多少内容，外人是难于真正觉察的。还好，很快就转换了话题，他的思维又在另一方面活跃起来。

　　曹禺老师是“名人”是“大家”，却一向毫无架子，为人随和，这是人所共知的。我有几个外国留学生很想去拜见他，他原本就很喜欢青年人，所以我一说，他就欣然同意了。

　　学生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她对曹禺的作品非常喜欢，一听说可以去拜访，她高兴地欢呼起来。在去医院那天，她特意换上和服，化了妆，手捧鲜花，要以最尊敬的礼节去拜见，她一路都惴惴不安。曹禺老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一一握手。开始她还有点紧张，曹禺老师就和气地问她的名字，她说叫“昭代”，曹禺老师马上就说：“你知道‘昭’是什么意思吗？‘昭’在汉字里是明亮、光明的意思，你取名‘昭代’也是这个意思吧？”她连连点头。八十多岁的老人，如此敏感的反应，记忆力之过人，让在座的都很吃惊，昭代在感动中也消除了紧张，接着她就用不太纯熟的普通话说她如何喜欢《雷雨》，她多想演一演戏里的蘩漪，只要能演这个角色，她都不想回国。曹禺老师笑了，显然，他对年轻的外国留学生这样喜爱他的作品，感到欣慰。他对我说：“让这些外国学生读懂我的剧本不易呀。”我说亚洲的学生特别是日本的学生，理解起来不难，而欧美的学生对剧本有些地方就难于理解，譬如《北京人》里的“养心斋”，这个养心就使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他们明白，这不是保养心脏的意思。曹禺老师开怀地笑了，他说：“咱们和亚洲有很多相同的文化传统，自然不难理解。”他又询问同学在学院有什么困难吗？课程的安排还满意吗？当他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回国可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这次会见的时间不短，我怕他累着，在他应学生要求一一为他们签名、题字、又合影之后我们就告辞了。

　　他像每次一样，坚持送大家到电梯门口，直到关上门，他才肯离去。

　　其后我虽多次去看望老师，但这些学生却再无缘见到曹禺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