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防止“市场失灵”或过度市场化之类的提法在业界内外使用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卫生领域目前许多原因极复杂的问题，都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简单地归结到“市场失灵”和过度市场化上。由舆论界对北京新兴医院事件和河南新郑中医院抛弃无主病人之事的众多“上纲上线”式议论中，我们都不难看到这一倾向。
北京新兴医院事件发生后，尽管很多人由此进而思考医疗卫生领域市场化进程中政府的监管问题，但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下面的看法颇具一定的代表性：“媒体对北京新兴医院‘送子神话’的曝光和质疑，说明简单地将医院市场化或民营化是不能解决积存已久的问题的。实际上它直指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医疗体制的改革路径。”（据《现代护理报》11月9日报道）事实果真是这样吗?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事情来看，新兴医院的主要问题是虚假广告和药价虚高。这家医院之所以能够靠虚假宣传牟利，凸显的不正是政府的监管缺失吗？如果有关部门监管到位，虚假广告何以能堂而皇之地“闪亮登场”，进而坑害众多的患者？至于药价虚高，则更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因为药品定价权不在医院有严密的审核程序，如果有关部门恪尽职守，北京新兴医院发财的欲望就只能胎死腹中，而不会呱呱坠地。事实上，新兴医院的上述两个问题在许多公立医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与其民营医院的身份并无必然的联系。
再看河南新郑中医院。河南新郑中医院抛弃病人致死，性质的确极为严重，理应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但在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时，许多人又不约而同地“上纲上线”，把原因归结到该院的改制上去了。其实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求助体系的缺失，是“社会问题医院化”所造成的。据有关媒体报道：“北京协和医院每年发生的医疗欠费都在150万元左右，相当于国家拨款的1/4左右。”（《中国卫生产业》2004年9期52页）一方面是国家对医疗机构的投入逐年相对减少，一边是社会救助体系弊端越来越严重和三无病人对医院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就使医院陷入极其尴尬的两难之中，同时也使这一社会矛盾在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被频频“引爆”。不难想象，如果政府不大力完善相应的社会救助体系，将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这类抛弃病人或变相抛弃病人现象的发生。另外，无论医院抛弃病人还是把“抢救”病人变成“抢”病人，其行为背后都是利益的驱动，这一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医院身份姓公还是姓私，是国有还是民营。即使公立医院，如果不制定严格的规则，如果不改革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和内部分配制度，避免他们见利忘义和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为的要求就永远是纸上谈兵。
事情十分明显，对北京新兴医院“送子神话”和河南新郑中医院“无名氏之死”这两起事件原因的分析，导致人们得出两种全然不同的结论：第一种是把问题归咎为“市场失灵”或过度市场化，甚至简单地归罪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第二种是沿着“政府失灵”这个方向探询问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不同的认识和判断会形成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结论又会派生出不同的医改思路和实际操作重点。如果认识停留在前者的层面上，那么政府的着力点就是用“看得见的手”由外部实施干预，从而放慢市场化速度；如果是后者，那么政府就要在反思自己何以“失灵”这一教训的同时，加快改革步伐和市场化进程，努力提高市场化程度。孰是孰非，不容许丝毫回避，来不得半点含糊。
卫生领域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就整个面上看来，依然是“公立医院垄断局面没有完全打破”、“公立医院机构管理体制缺乏活力”、“医疗服务模式单一与群众医疗需求多样化之间存在矛盾”。（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语）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早在去年7月28日，吴仪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就极其明确地提出来了，那就是“要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利用市场机制培育健康产业发展”。那么目前“市场机制”究竟“培育”得如何了？综观目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实践，作为改革重头戏的产权制度改革，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尚处于尝试阶段，其它地方则基本停留在观望和等待状态。目前医疗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化程度低当是不争的事实。而目前医疗卫生领域的许多问题，其深层原因也多与市场化程度不高密切相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深入分析目前许多问题产生的原因，而是把“市场失灵”论当做一个“筐”，把医疗领域各种问题统统装入其内的行为，不能不令人产生深深的忧虑。
这种行为危害何在？首先，它有干扰改革方向的危险。当前医疗领域的主要问题是市场不足，因而在改革的道路上需要的是踩油门而不是踩刹车。如果把复杂问题进行简单化诠释，不但无助于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医改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反而会导致认识上的是非混淆和行动上的南辕北辙，导致闹出头疼医脚的笑话来。其次，把许多问题都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结为“市场失灵”，这就为政府的过度干预提供了理由和条件，进而在客观上助长“政府失灵”状况的延续。一般来说，“政府失灵”表现为无效干预和过度干预，而后者往往伴随着权力寻租与设租、官僚机构的低效率、失职与决策失误等等。在医疗卫生领域，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管理模式，赋予政府管医院与办医院的双重职能。作为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它在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容抹杀。但长期以来，政府在处理与卫生机构的关系上错位、越位与缺位并存，无效干预与过度干预并存，致使许多问题剪不断，理还乱。就拿医疗资源配置这件事情来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所拥有高科技医疗设备的比例竟然等同于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在造成大量闲置、浪费的同时，也成为看病贵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执掌卫生资源配置大权的政府对此负有什么样的责任？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医疗卫生领域的经验教训证明，表现为无效干预和过度干预的“政府失灵”，不仅比“市场失灵”为害更烈，而且往往是“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而健全市场调节机制，则是根治这一痼疾的一剂良药。
造成人们将卫生领域诸多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市场失灵”论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思想解放远远没有到位，许多人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机制存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本能的恐惧。在某些人眼里，市场经济和市场市场调节机制是背负“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资本逐利的本性与医疗行为治病救人的目的冰炭不能同炉，这就导致了前些年波及全国的姓社姓资的争论又在当前的卫生领域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展开。也导致了在实际工作中重政府作用和轻市场作用的倾向无法根绝，总想通过行政手段强化外部干预来解决本该通过市场来调节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经济学家汪丁丁说过：“市场‘失灵’的真正原因其实总是‘政府失灵’”，（汪丁丁：《走向边缘》88页）此言可谓一语中的。坦率地说，目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许多呈尖锐化的矛盾和问题，是20年来“政府失灵”所积累的问题的表面化。即使某些问题表现为“市场失灵”，也还是政府过度干预或无效干预的后果。作为政府来说，在医改进入攻坚阶段的当前，应该认真反思多年来“失灵”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搞好自我定位，不要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了。这既是医改的重要内容，也是医改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和首要前提。
事实上，政府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只有把本该由市场决定的空间坚决还给市场，才能集中精力制定相关游戏规则，才能集中精力搞好公共卫生管理与服务、基层卫生服务网络建设、行业管理和疾病预防与控制等方面的工作。反之，如果以防止“市场失灵”为由继续承担举办和管理医疗机构的具体事务，只能使游戏规则变得更加混乱，只能使医疗市场的竞争变得更加无序，只能使建立规范、完善的医疗市场的目标变得越来越遥遥无期，而实现医疗服务的公正性和满足人民群众医疗保健需求的良好愿望，也许只能成为无法充饥的画饼。(稿源：红网)(作者：王秀华)(编辑：闵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