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维庆
在体育中心打完球出来，我走进了地铁站。
现在正是下班的高峰，两侧的候车线外，挤满了人群。突然，一阵骚动，列车来了，我几乎是被推推搡搡地挤上了车，严严实实地被包在中间。
列车的门刷地关上了。站在车内门口的一个打扮艳俗的女孩突然用力地拍着车门：“开门！放我下车！”地铁又不是公共汽车，说开门就开门的，我顺着她焦急的目光看了一下，车门外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农村老太太，她就那么不知所措的，满怀歉意地看着女孩。
女孩的口气变得气急败坏并且带了哭腔，她几乎是在埋怨：“叫你快点上来嘛。”车外的人听不见她的声音，她又挥舞着手比划着：“呆在这里别走开！我下一站回来找你！”坐在座位上的两个年轻人突然就扑哧笑了一下，他们大概跟我一样注意到了女孩的处境，看一个淑女在车厢里活蹦乱跳的景象确实是一种很有趣的消遣。我在心里对她们的身份做了一下猜测，一个是在城市里打工的女儿，一个是探亲的乡下母亲。
列车开了，女孩一直向来路张望着，粘在母亲上的目光被拉扯了一个站，终于飞快地下车了。
我还有几个站，在这几个站里，对这件事无谓的猜测使我的心情变得乱糟糟的。我想这个女孩回到原来车站无非是两个结果：一个是担惊受怕的女孩对母亲进行愤怒的指责，另一个则是空空的站台里，女孩在哭泣。
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江南时报》 (2004年12月19日 第十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