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4月到2004年10月底，国家质检总局查获的假冒伪劣产品货值111亿元，而保守估计市场上假冒产品总量超过1370亿元。假冒产品的查获率平均仅为8.1％。在首届中国打假扶优论坛上，这些数字格外引人注目。（《新京报》12月19日报道）
从1993年国家颁布《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算起，十年多时间，该有的法律法规基本都有了；该设的、不该设的打假机构及其网络多如牛毛；该采取的手段，诸如严惩、公审、风暴、万里行、一票否决等数不胜数。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制售假冒伪劣仍是一个利益大风险小的行当，大到豆腐渣般的高楼大厦，小到一根针，假冒伪劣商品布下的“地雷阵”依然让消费者吃尽苦头，不足百分之十的查获率，仿佛让人们又回到了打假的起点。
假冒伪劣产品何以越打越多？有人把责任归结于地方保护。是啊，在一些地方，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打什么假；制假是摆脱贫穷最快的捷径，别害着当地人就行。就这样，一些地方官员对本地假冒伪劣睁一眼闭一眼，把护假作为维护当地群众的使命，为执法部门划禁区等，诸如此类的地方保护，在国内不少地方成为一大景观。地方官员之所以护假，既有增加财政收入和扩大就业的现实需要，也有政绩冲动。只要GDP上去了，老百姓富裕了，我就能升官，还管什么打假？
要解决打假过程中地方保护问题，笔者觉得，关键是增大护假成本。把事关诚信政府建设、事关市场经济秩序、事关群众安危的打击假冒伪劣问题，与GDP同等分量地列入官员政绩考核，哪个地方发现假冒伪劣，就追究哪个地方官员责任，摘其乌纱帽，追究其法律责任，让其为护假付出高昂代价。如此，谁还会护假？
当然，十年“打假”成绩不令人满意，还和我们的打假机制有关。打假牵涉部门多，职责纠缠不清，再加上执法手段相对软弱，惩处力度太小等，这些在十年前就存在的问题，现在依然没有解决。众多的执法部门，看起来热热闹闹，实则是都管都不管，都有责任又都没责任。如此扯皮体制，能对制假者重拳出击，提高查获率吗？
制假收益大于成本，被查处的概率也很低，即便查处了也不会受到什么真正的惩罚，在这样的情况下，假货屡禁不绝一点不奇怪。高昂的打假成本与低廉的造假成本，让我们辛辛苦苦打了十年假，依然在起点踏步，真是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