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民
沈继安、翁新华的新著———长篇历史小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集中地展现了从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至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之间25年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画卷。两位作家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通过合理的想象和虚构，艺术真实地描绘了仁宗时代的历史大背景。这一大背景的重构使读者在阅读小说时进入了历史时空的情境之中，亲身感受到北宋时代变化莫测的政治风云以及遥远神秘的风俗民情，从而因时间和空间的审美距离获得了愉悦和享受。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滕子京》重构了这段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这段历史时期的选择具有典型的意义。因为在此时期，年轻有为的宋仁宗励精图治，进行了社会政治的全面改革，促生了著名的“庆历新政”。在这一改革的浪潮中，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宫廷内外展开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
这部小说艺术地塑造了滕子京、范仲淹、欧阳修等一批士大夫的典型形象。我们初中时都熟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滕子京是何许人？他为何被贬谪？他的人品和文品如何？巴陵郡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究竟怎样？他和范仲淹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一直充斥在我们好奇的大脑里而引起无限的想象和神往。读了这部小说，我们的想象和神往有了明确的答案。滕子京和范仲淹是同年进士，志气相投，胸怀远大。他们不仅饱读诗书，而且“以天下为己任”，有“澄清天下之志”。他们关注国家的安危，关注社会民生的疾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们肝胆磊落一生的光辉写照。滕宗谅，字子京，不是一位读死书的士大夫。当他看到下层的人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为民请命，解除民众的“倒悬”之苦。这正如他自己所说：“锦绣文章，满腹草芥，著书立说有什么用？争名逐利有什么用？宗谅发誓从今往后再也不能掉书袋了，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吧。”滕子京人情练达，做事雷厉风行，主持修建了泰州捍海堰工程、庆历城防工程、岳州五大工程，真正地为人民做了许多大实事、大好事。滕子京的形象塑造突破了以往知识分子好发空论而“迂阔于事”的酸楚形象。与范仲淹的“进退有制”、“中肯稳定”相比，滕子京则恃才傲物，豪爽通达，不计个人的安危而敢于直谏。
他一身正气，多次劝谏仁宗皇帝，决不阿谀奉承。综观其一生，他仕途相当坎坷曲折，其主要原因就是不能枉道从势。我们最后看到滕子京终因积劳成疾而死于被贬之所时，不禁流下悲哀同情的泪水。
这部小说的另一显著特色，表现在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上面。首先，由于作者刻画了滕子京、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等许多诗词大家的形象，而这些历史人物以他们优美而不朽的文学作品流传后世。他们的社会政治生活离不开诗词歌赋。他们经常吟诗作歌，他们的语言具有典雅、俏丽的风格。其次，作者为了把读者带入那个诗风词雨的时代，在叙述语言上狠下功夫，营造了宋诗词的意境。这两方面都使这部小说的语言非常美丽，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和宋诗词的雅丽。这部小说记录了很多的诗词歌赋，也使这部小说具有更多的文人化的气息。在当今标榜“俗小说”的一片声浪中是一朵清新雅丽的浪花。这表明两位作者确实具有较深的传统文化的功底。
总之，这部小说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它的多重意蕴有待于读者的不断诠释，因为文本的意义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12月20日 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