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月14日到现在，媒体一直在关注石家庄市主干道对出租车亮出“限驶令”的新闻，然而不到一周时间，事情的变化却让读者和市民都看花了眼：“限驶令”16日正式挂标实施，可当天下午限驶标志就被取下，违反限驶令的出租车也未受到交警纠正，出租车公司称已经接到“取消”的口头通知———一项与出租车行业运营和普通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政管理措施，在一天时间内发生如此“逆转”，而伴随其间和前后的，是各方面的“不清楚”、疑惑和争论，这不免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说“摸不着头脑”，不过多数市民的态度还是明确的：政策实施了又暂停，媒体上质疑者众，说明这项政策起码现在还有问题，停下来进行调整是明智之举———及时调整总比顶着社会的非议走下去好得多。从这一点上说，管理者对于舆论和民意的重视与积极反应，相对于过去是有较大进步的，体现了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方向。但是，城市管理毕竟不同于学生实验，可以反复尝试、自由发挥。科学、严谨和尽可能稳定，应该是一切行政管理措施出台的立足点和目标。从这一点上说，“限驶令”的确充满了矛盾和遗憾。
最大的“遗憾”，在于民情民意对这项政策的影响，而这影响是发挥在事后而不是事前。
限驶令显然缺乏牢固的“民意基础”，否则不会引来众多市民和出租车司机的担心和质疑。虽然省会主干道限制出租车流动的问题，在有关系统内早有讨论，但这一讨论对普通市民一直是封闭的。许多出租车司机在得到消息后忍不住质问“为什么不听证”，这话问到了点子上———缺乏“听证”，缺乏与公众特别是被管理者的互动，直接导致了省会限驶令“师出无名，仓促暂停”的尴尬处境。
这一两年，听证和民意，是挂在许多人嘴上的时髦名词。尽管大家未必完全明白，进行真实的听证，切实尊重民意，事实上是一个与权力相对的权利保护问题。
在权利保护之外，另一方面，民意的听取和最终体现，也是行政效率的要求和保障。有的管理者抱怨，听证、让老百姓发言，只会带来更多争论和反对，损害行政效率。这其实是一种“关门行政”的管理理念。以省会限驶令为例，对“限驶”以后全市的交通状况，很多出租车司机是有预见的，其中不少预见后来也得到了验证。为什么他们的预见没能成为制定管理措施的依据？仅仅因为出租车司机是“管理”的相对者，就可以把这个对省会交通和道路状况最熟悉的群体的意见排除在外？政府为“创造更好的城市秩序”而损害部分市民的方便和利益，仅仅希望广大市民“能给予理解”，但是，限驶令造成“主干道不堵支路堵”，这对一样负担城市道路成本的纳税人来说公平吗？
限驶令从“出街”到现在一脚踏空的现实，并非一些偏激的人所说，是一场“闹剧”。它更像一种探索，一种努力。但是，接受人民授权的城市管理者必须意识到，“问策于民”并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依法行政必要的程序和高效行政的真正基础。这是几天来“限驶令”前前后后的一个莫大收获。（来源：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