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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开县人民法院丰乐法庭法官赵丕仁，为了给开县200余名民工讨回拖欠长达三年之久的355万元血汗钱，两上北京，并上书温家宝总理。两天后，国务院信访局负责人批示，责成中铁总公司于10天内付清所拖欠的开县200余名民工工资。
农妇熊德明请求总理帮忙讨薪，可以理解，因为农妇软弱无助，在讨薪成本太高时，她向总理求助，是在走一条捷径。但是，作为法官的赵丕仁却也不得不求助于总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极不正常的。法官为民工讨薪的无奈，何尝不是法律的无奈、国家的无奈？敢于对抗法官的“老赖”们不敢与国家最高行政权力对抗，原因也许在于这么几点：一是从根本上讲，这些人只畏惧权力，却不畏惧法律；二是在权力体系中，司法权太弱，行政权太强；三是只敬畏高层次的权力，并不把地方权力当作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四是可能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加剧了“老赖”们的抵触心理。然而，如果一个社会，包括民工薪水的讨要都要最高行政机关来解决，姑且不说最高行政机关不堪重负、难以承受，更为重要的是漠视司法权、漠视国家法律的统一适用，对国家法治建设是灾难性的。法官赵丕仁为民工讨薪从个案上看是正义的，其背后反映的制度困局却值得我们反思！（齐鲁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