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旅研中心宋瑞:旅游悖论

　　数月前在中国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再次将社会各界的目光聚集在“保护与开发”这个老问题上，其间针对旅游开发与世界遗产申请及经营的讨论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关于旅游贻害遗产的谴责之声不绝于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更是坦言——“旅游是对世界遗产的四大主要威胁之一”。事过月余，尘埃已散，远离了舆论的漩涡，再做评判与分析或许会有不同的角度和感触。

　　这些年，关于旅游开发破坏环境，旅游发展侵蚀文化的批评日渐增多：旅游者的涌入把宁静的边陲小镇丽江变成熙熙攘攘的商业街，将当年的“绿杨人家”鼓噪成一片“开发热土”，“天生丽江，投资福地”成为了丽江今日的形象；旅游发展的热潮，把偏远湘西山区的武陵源变成国际知名的旅游胜地，天子山脚下建起了别墅和餐馆，并不无骄傲地要把它建设成“天上的街市”，赫然立起的观光电梯被专家誉为“美女脸上的疤痕”；旅游接待的商机，结束了平遥、西递、宏村等古城老镇居民上百年的平静生活，家家户户成店铺、男女老幼变商人；生态旅游的概念，被无数希望凭借出售“绿色”而发财的企业家们所滥用，成为了一个纯粹商业化的市场标签，引得有人惊呼“莫让生态旅游成为生态杀手”；世界遗产的申报，被开发热情高涨的地方政府当成摇钱树，借今天申报遗产之名，行他日开发旅游之实，惹得专家感慨，如此下去，恐怕“世界遗产要变成世界遗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随着大江南北掀起的旅游热潮趋于平和，人们在亲历“朝阳产业”的兴盛与蓬勃之时，也目睹着无数的乡村被城镇化，自然被人工化，文化被商业化，环境被污染，文物被破坏，历史被粗糙地复制，科学被低俗地曲解，原本的纯朴沾染上铜板的味道，幽静的山水被打造成蹩脚的工程，到处是鼓噪的人群和泛滥的开发。于是，每每谈起“旅游”二字，人们的心情和表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一幅爱恨交加、万言难表的样子。

　　眼见着旅游被指责为环境和文化的杀手，成为路人指背的恶人，作为这行业的一员，不免总要慨叹深思，莫非旅游真的是“丑陋的繁荣”？莫非其生而有罪？罪自何来？莫非旅游之发展，必然要以自然和文化中某些珍贵部分的丧失为代价？究竟怎样才能让旅游正身，继而正名？

　　其实关于旅游的负面影响，国外早有评说。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有学者不无犀利地指出，“旅游是破坏文化的秃鹫”，“旅游者就像是蝗虫，飞到哪里，破坏到哪里”。深想起来，对旅游“性善性恶”的思考，实际上是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如果说最初对旅游之利的热切追求占据了主流的话，那么当旅游产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特性得以全面显现的时候，人们方能有深刻、全面的思考，开始反思旅游之害。从这个角度来说，未免不是一件幸事。尤其是对于中国这种走所谓“超常规”发展道路的国家而言，在最初的经济目标逐渐实现之后，有必要、也才有可能对旅游发展的影响进行全方位的审视。

　　目前，从整个行业来看，旅游业，不仅身处风口浪尖，是众人评说的焦点，而且也面临着诸多尴尬与悖论。

　　旅游的尴尬至少有二。尴尬之一在于，一方面，旅游业被当成是政府产业调整的选择、资本寻求利润的宠儿、百姓脱贫致富的救星，是需要大力发展的新兴产业；另一方面，整个行业的社会形象不佳，旅游开发中对资源的掠夺、对环境的破坏，旅游服务中的欺诈诱骗、黑箱操作在大众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伤痕。尴尬之二表现在，一方面，旅游产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是充满了生机与商机的朝阳产业；另一方面，却是旅游企业（尤其是旅行社）的惨淡经营、难以为继，被人戏称为“产业龙头、利润蛇尾”。

　　而关于旅游的悖论那就更多了，旅游者的需求、旅游企业的利益、当地百姓的生活、时任政府的政绩、文化传统的保持、自然资源的保护，“钱图”与前途的矛盾、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的权衡等纠缠在一起，更呈现出其问题的复杂和矛盾来。

　　第一，旅游是人的根本权利，不管是中国文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性还是西方文明“为了回到你的过去或找寻你的未来而旅行”的浪漫，行走天涯、遍览山河是很多人的梦想，也是每个人的权利，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在达到与出发之间，在居住地与旅游地之间，在没有悬念的日常环境与无限可能的旅行之间寻找着稳定与变化、习惯与新奇的平衡。在可能的情况下，大概没有哪个人愿意放弃这个权利，因此，满足人们正常的旅游需求顺理成章、天经地义、合乎人性。然而当这种需求有机会被充分满足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对于那些深受游客青睐、颇有名气的地方而言，一方面，是人们因倾其名而生的“爱”，是无限的向往，于是不远千里万里，不惜花费时间金钱以求亲眼一睹；另一方面，则是游者甚众而带来的“害”，带来负面影响在所难免，爱的越深、爱的人越多，那么它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大，可能遭受的破坏就越厉害，并最终导致“爱它却害它、杀它”的悲剧。于是，有人提议，采取限额的办法，要么直接限制游客数量，要么提高票价从而间接地限制接待人数，以此将对自然或文化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然而问题在于，从逻辑上讲，自然或文化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是属于大家的，凭什么要利用某种标准（如支付能力）作这样的歧视对待？谁规定了哪些人拥有欣赏这些遗产的权利？谁又能在爱与害之间确定出一个精确的平衡点作为限制？

　　第二，发展是百姓的基本权利，不管是身处城市郊区边缘还是远居高山深水之间，当旅游接待为其打开了一扇通往“先进文明”、现代生活之窗的时候，可能没有哪个人能够抗拒这种诱惑，内在的推动、外来的引诱，使得一个地区一旦成为旅游接待地，便迅速地被城市所同化。于是，大家惊呼，旅游破坏了传统，旅游使得原本的宁静和纯朴荡然无存，因此应竭力杜绝所谓现代文明对传统生活的侵蚀。然而悖论又来了，到底谁有权利、有能力凝固历史，阻挡住现代文明对当地人的诱惑？即使这种现代文明在我们眼里是充满无奈和矛盾，但我们自己又何曾能够真正抽身于此？那些高声疾呼保留传统生活的人，平日里何尝不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现代社会的便捷和舒适？如此以来，又凭什么要求别人捍守一份“原始”，而仅仅只是为了满足来自现代社会的人们的好奇？

　　第三，政绩是政府的生存之本，不管是平庸的政客还是伟大的政治家，追求政绩显赫都是其本性使然。在对待旅游问题时，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面临着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旅游承担着保护文化遗产、维持生态平衡、缩小社会差距的社会责任，这些是当地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因此发展旅游不可等同于建个码头、造个工厂那样简单；另一方面，旅游业又被塑造为支柱产业，要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必须用接待人数、旅游收入（前者可视为“产量”，后者等同于“销售收入”）、占GDP多少比例等与其他行业无二的指标来衡量旅游的发展程度，并进而考核一任政府的业绩大小。如此以来，当地政府只得不遗余力地强调经济指标，不仅干预甚至参与旅游经营。尽管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维护法律、保护环境等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也就是说在所有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必然有超然其外的政府来代表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当个体利益最大化决定了人们着眼于当前利益时，也必然有政府来确保长期利益，然而，当政府有了自身的利益追求时，当考核政府的指标变得极为单一时，当政府成为名利场上的一员时，当政客们不需为自己的错误决策承担直接责任时，谁又能保证它不偏不倚地履行“守夜人”的职责？当人们指责旅游设施过多、距离核心景观太近、与周边环境不协调的时候，是否想过，这些都是谁批准建的？就拿申请遗产的事儿来说，人们抱怨申请者动机不纯，然而实际上，这种“居心叵测”何尝不是昭然若揭的常识？试想如若不是事先在脑海里勾画出一幅游人如织、车水马龙、日进斗金的美好画面，又有多少政府肯花费如此多的财力、物力、精力参与这样一场“国际选美”？哪一个地方不是为了申请成功后的名利双收（即使申请不成，至少也可求名）才兴师动众地申遗的？政绩考核的简单与偏颇，造成了官员们在履行职责时的错位、缺位与越位。

　　因此，旅游业存在的诸种问题实际上源于其悖论的不可解，而旅游之悖论，也皆因“名利”二字所起：人们要旅游、企业要谋利、百姓要发展，政府要政绩，不图名，即求利，甚或名利兼收，因此便有了诸多矛盾、冲突、不协调、难以平衡之事。谁不知文化应当保护，谁不知自然生就是美，谁没有怀旧的情结，谁没有单纯的梦想，只是不同主体对名利的驱逐，使得一切不那么简单，好与坏、善与恶的界限因为立场的不同而变得模糊。

　　文明的进程有如滔滔江水，人类被自己所掀起的浪潮推搡着前行，一路积累着也丢失着，创造着也破坏着。大浪淘沙，时间逝去，唯有那些珍贵的遗产如同包裹在牡蛎中的珍珠保留在历史的沙滩上，为我们记录着历史的演进、文明的脉络，也昭示着人类的伟大和渺小。珍惜这些珍珠，是人类的道义和集体理性所在。然而，尽管我们极不愿意但也必须承认，推动人类社会踉跄前行的，除了道义和集体理性，更多的是名利和个体理性。而人类诸多的矛盾与悖论，归根结底便是名利与道义的冲突，是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不相协调。旅游也不例外。如何避免旅游成为自然的杀手、环境的破坏者、遗产的掘墓人，如何解决旅游中的诸种悖论，但愿聪明的人类，能够早日找到一个即使中庸但至少中用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