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秋以来，北京高校因组织学生献血引发的争议屡见于报端。有的学校“强迫性”组织本科生献血，否则不发给学生学位证；有的学校大四学生如果不献血，将被取消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保研的资格；有的学校要求对自称“来例假”的女生脱衣检查，以决定是否献血，尽管几所高校相关负责人均否认了媒体所报道的内容，但他们坦承迫于献血指标而“倍感压力”，“不得不想点办法”，而这些献血争议多发生在毕业班，学生认为让毕业班学生献血有“不言而喻的含义”。事件背后则是，北京市献血办每年给高校下达占大三学生数65%的献血指标，而且指标多年未降。（据《新京报》12月20日报道）
笔者认为，高校指标献血引发争议的背后，是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和碰撞。在计划经济时代，公民更多是以“单位人”的身份出现的，单位常常以行政手段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公民的权利意识则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献血这种完全应该是公民个人自觉自愿的事情也以指标的形式强加在单位成员的头上。可以说，献血指标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风”。
随着社会转型，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步觉醒，同时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能力也逐步下降，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义务献血固然可以说是公民的社会责任，但这种责任是道义上的，而非法律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鼓励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率先献血，但仅仅是鼓励和提倡，要遵循自愿原则，如果学生不愿献血，这也是他个人的权利，任何高校无权动用行政手段强迫学生献血。
但是，出于对医疗临床用血的需要，有关部门一直未曾改变高校的高比例献血指标，迫于压力，学校只能把这些指标强加在学生头上。现在，高校能对学生进行有效控制的也只剩下学位证、保研资格等为数不多的手段，因此，毕业班的学生很自然地成了献血的主力军。学校利用行政手段强迫学生“自愿”献血的作法明显侵犯了学生的权利，尽管这么做有助于社会公益，但是改变不了侵权的事实，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大学生难免对此产生反感、抵触的情绪和作法，这就是高校频现献血争议的社会背景。
指令性计划献血的体制是与市场经济不相吻合的，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推行还会有侵犯公民权利的嫌疑，取消高校献血指标是避免出现争议的根本办法。当然，这样做短期来说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临床用血的来源，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加以解决。北航自2002年开始施行无偿自愿献血以来，每月逢4的日子里，部分同学都会主动来到定期开进校园的采血车，积极踊跃地献血，这种作法就很值得其他高校借鉴。1993年以来，深圳从中国最落后的“贫血”城市逐渐变成中国第一个实现无偿献血完全满足临床医疗用血的城市，也有许多经验值得其他城市学习。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实行多年的献血指标也到了该取消的时候了。(稿源：红网)(作者：莫林浩)(编辑：闵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