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荡在媒介口水浪尖上的人

　　年终专稿之争议人物

　　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以“娱乐性”和“关注度”为生命的大众媒介，把所能碰触的一切事件——无论是严肃的还是荒唐的，美好的还是丑恶的，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当作了哗众取宠的娱乐话题，反复“煎炒”，直至将它们“榨干煎焦”为止。没有对是与非的判断，善与恶的褒贬，美与丑的审视，有的只是极尽可能地暴露，以及为争议而争议的“争议话题”。

　　于是，一串跟文化有关或完全无关的人物，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大众媒介汹涌的“口水”浪尖，成为纷乱、喧嚣的文化和娱乐圈的一个个暂时的焦点话题。它们无疑是这个浮躁时代的“浮标”，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生态。盘点它们，有的是为了纪念，有的则是为了扬弃和忘却。

　　白发新郎杨振宁

　　喜于宽容，憎于粉饰

　　事件回放：82岁的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上月与28岁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校研究生翁帆在北京订婚，并于近期登记结婚。杨翁婚讯传出后，成为舆论的绝对焦点，某大门户网站更将相关信息作为“娱乐专题”放置于首页。对于这桩年龄相差54岁的罕见“白发红颜”恋，除了少数媒体提出有限度的质疑外，绝大多数传媒和公众都表现出高度的宽容。某些媒体更发表评论称“震撼于大师身上散发着的人性化光辉和超越世俗的勇气”，“这份爱是人格魅力的引力，洋溢着知性之美。”

　　点评：有人用“白发红颜，干卿底事？”的质问来回击那些质疑“杨翁恋”的人，的确算是说到了要害。在现代社会，容许人们对爱情、婚姻作出自主的选择，只要未触犯法律、损害公共或他人利益的行为都是正当的。杨翁“白发红颜恋”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社会理应给予宽容和尊重，仅此而已。但某些舆论媒介却走过了头，将这一明显有悖“生理规律”、社会伦理和公序良俗的婚配，生硬地粉饰为“千古奇情，旷世佳话”。为贤者讳，甚至为尊者粉饰，或许是种传统“美德”，但绝对不是现代精神。

　　欠债辞官裸捐的牛群

　　赤子入浑水，难免一身腥

　　事件回放：相声演员牛群以挂职锻炼方式出任蒙城县副县长曾轰动一时。2004年6月，牛群挂名的蒙城某公司的债主们将牛群告上法庭。当了3年零6个月副县长的牛群随后宣布辞职。有关他“裸捐”、“洗钱”、“套现”等流言，引发激烈的争论。

　　点评：具有北大研究生学历的牛群，是国内演艺界公认的“智者”之一，以他的阅历与智慧，不会不明白他完全是被作为一个“戏子”引进蒙城县的，他只需要把该做的戏做好，充分吸引外界的眼球，为当地引来更多的投资者和客商，并充分凸现出当地领导的改革精神与创新意识。而自以为比庸官更有智慧的牛群，认为自己足以在宦海中把戏做得游刃有余，能将计就计，利用“戏子”身份去实现一个中国读书人古老的理想：为民造福。或许牛群部分实现了他的理想，蒙城旺了起来，但他也被浑水呛得狼狈不堪。现实之戏，永远都比相声舞台上的逗哏、捧哏复杂。

　　遭围剿和保卫的张艺谋

　　上帝无言，鬼魅狰狞

　　事件回放：自《英雄》狂扫影市之后，张艺谋逐渐走到了舆论的反面。今年上映的《十面埋伏》更招致舆论骂声一片。下半年，文化界、舆论界以“帮助张艺谋进步”为名义的“围剿张艺谋”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另一类媒体则发出“保卫张艺谋”的呼声。而处于舆论漩涡的张艺谋本人几乎置身事外。

　　点评：当人们正在为“围剿”或“保卫”张艺谋而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张本人却在埋头拍摄新片《千里走单骑》。即使在《十面埋伏》遭受媒体和评论界“群攻群殴”的时候，张艺谋也未公开为自己作任何辩护。当中国电影面临生死存亡的票房危机的时候，代表着中国电影最高艺术水平的张艺谋不是“独善其身”，而是选择了“兼济天下”，他毅然放弃了对艺术的执著，全面倒向了票房。《英雄》和《十面埋伏》的先后出现，一举挽回了中国电影的颓势。这种贡献，比拍多少“艺术精品”都更具意义。张艺谋不怕“围剿”，也无须“保卫”。对热情参与这场运动的人来说，张艺谋是一辆可随意免费搭乘的“公交车”，人们可以随意从他身上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效果，但无须为之付出代价。

　　丑闻缠身的赵忠祥

　　道貌岸然者，体面已无存

　　事件回放：有“国嘴”之称的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赵忠祥，2004年又卷入一场既不浪漫也不光彩的“情感风波”。自称“原央视保健医生”的饶颖，公然宣称曾与赵忠祥有过长达7年的“男女关系”，并遭受赵忠祥的人身损害和赖账，以此为由将赵忠祥告上法庭。这在国内舆论界屡屡掀起轩然大波。

　　点评：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或者更早开始，端正祥和、温文儒雅的赵忠祥就已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偶像”。但随着“饶赵事件”及其种种细节被作为娱乐新闻反复曝光后，遮掩在这位典型人物身上的最后一层体面之纱也被最终剥去。这让人们看到，失去优雅和华丽包装的公众人物，往往比常人更丑陋。从赵忠祥的身上也可以看出，在“娱乐至死”时代，娱乐媒体在不断制造偶像泡沫的同时，也在不断捅破偶像泡沫。

　　“私生子”的父亲高峰

　　没有道德谴责　只要法律评判

　　事件回放：今年9月，正当内地歌坛天后那英即将分娩的时候，男友高峰却被一个叫王纳文的女士告上法庭。王纳文诉称高峰与她已有一个3岁的非婚生子，但高峰从未尽过父亲的责任，因而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3岁男童支付抚育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共计67万多元。喜得贵子的那英、高峰双双发表声明，表示如果3岁男童真是高峰骨肉，就愿意承担责任。此后经DNA鉴定，高峰确是该男童的父亲。本月16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安贞法庭一审宣判，判决高峰每月支付王圣元抚养费1000元，至其18周岁。

　　点评：“始乱终弃”是一个古老的道德命题，千百年来，人们总是用道德的标准来审判其当事人，或愤怒，或同情，旗帜鲜明。然而今天，高峰王纳文事件，完全成了一个无善恶、无正邪的“闹剧”，媒体和大众不再有道德的评判，大家看的都是热闹。因为，公平都写在法律上了，有没有责任得依靠DNA检验和法官的判决。这的确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但也显示了道德的萎缩和软弱。

　　一夜走红的刀郎

　　当恶劣成惯常，平庸就成了奇迹

　　事件回放：2004年，33岁的四川青年罗林，以刀郎名义，凭借《2002年的第一场雪》、《冲动的惩罚》等几首歌曲，用他“沧桑”的嗓音及与流行歌曲大相径庭的“西域风情”，在国内乐坛掀起一阵突如其来的“刀郎飓风”。他的出场费在极短时间内就达到30万元之巨。

　　点评：新疆音乐人艾斯卡尔曾不屑地评价说：“刀郎这个名字简直可笑！他一个四川娃子，能了解什么刀郎音乐吗？这么复杂的节奏，恐怕他根本就弹不下来。那么博大、神圣的一个名字，连我们都不敢用……他的制作和配器，那简直是可笑……他根本不懂得音乐。”实际上，刀郎的经历是“快餐文化时代”最典型的成名方式，当千篇一律的劣质产品充斥市场的时候，稍有特点的东西就可能脱颖而出。而失去选择标准的受众们的口味更会彼此“传染”，“集体无意识”地将平庸造就成奇迹。

　　挨揍的人王伯昭

　　“明星霸权”谁是帮凶

　　事件回放：今年9月，电视剧《小鱼儿与花无缺》在北京怀柔拍摄时，内地演员王伯昭被同剧组的香港大牌明星张卫健、谢霆锋打伤，经鉴定为“轻微伤偏重”。伤者称张、谢二人故意伤害，而对方则坚称纯属误伤。怀柔公安分局对张、谢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王伯昭随后告上法庭，索赔金额高达近百万元。本月17日，怀柔法院一审维持怀柔分局的处理决定。原告仍在上诉之中。

　　点评：“明星暴力”在当今娱乐圈不再是个偶然现象。一些明星自视高人一等，“作威作福”，已成为现代社会除贪官、奸商之外的又一特权阶层。“明星霸权”也是不公正的社会舆论、特权思想和扭曲社会心理造就的。每一个明星的产生几乎都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包装，而很多媒体缺乏独立精神，甚至被利益所收买，成为娱乐商人的炒作工具，不负责任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低素质的明星偶像。而某些公权力机构也错误地将明星作为特权人物，给予特别照顾优待，成为“明星霸权”的“帮凶”。

　　“中国第一人造美女”郝璐璐

　　颠覆美丽定义

　　事件回放：24岁的女孩郝璐璐，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从头到脚的身体多处的整形手术，包括额头、眼睛、鼻子、下巴、脖子、双臂、胸部、臀部、大小腿等，4个阶段完成整套整形手术。经过痛苦蜕变，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公众面前以人造美女身份亮相的女孩。

　　点评：人们习惯从医学、经济学等角度看待人造美女现象，往往容易忽视其文化意义。西方人将身体视为上帝的馈赠，而中国传统观念也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都是神圣不可侵害的。对身体尊重，即是尊重生命，尊重自然规律。当人造美女大行其道的时候，人类已将消费之手伸向了自己的身体。她们颠覆的不仅是关于美丽的定义，更是伦理和生命的价值。

　　专题撰文：本报记者　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