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缓判决：是拯救还是伤害？

　　法的精神之王琳专栏

　　12月17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庭，对4名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宣读了《暂缓判决决定书》。4名被告人获得了3个月的考察机会，如果其间表现良好，4人可获大幅减刑，甚至可以“定罪免刑”。据悉，这是重庆市5家法院试行“暂缓判决”制度以来的第一案。

　　与前些年曾引起激烈争议的“暂缓起诉”不同，暂缓判决得到了公众和舆论的更多肯定，因为这一制度“使被告人有了改过自新的机会，合乎法制人性化的倾向”。更有时评人乐观地指出，暂缓判决将成为“拯救与关怀未成年被告人的利器”。

　　暂缓判决有没有如此功效笔者倒不敢妄自揣测，但暂缓判决明显有违诉讼期限的规定，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在受理后1个月内宣判，最迟不得超过1个半月。对于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才可以延长1个月。也就是说，一审案件最长的审理期限只有两个半月。

　　沙坪坝区法院的“暂缓判决”第一案并非上述“四类案件”，其审理期限最迟不得超过1个半月。但法院却在审理之后，在未对被告人作出裁判的情况下，给予被告人长达3个月的考察期。裁判即未作出，案件自然处于未审结的状态。即便在这个考察期限届满后就立即作出裁判，也远远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最长审限。

　　我们知道，各国刑事司法制度因各自的司法传统和文化背景，或有不同的制度设计，但对公正与效率的追求，却是共通的。为了在公正与效率间维持一种和谐的平衡，各国都有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在过往的司法实践中，我们由于过多地关注实体的公正，只满足于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而忽视了对“正当程序”的坚守。不少执法者甚至认为，超期审结或超期羁押，并不至于对这些“犯罪分子”造成多大的伤害。随着“人权保障”观念被广泛接受，立法和司法对“程序正义”有了更多的尊重。审理期限更是最高司法机关藉以强化案件管理的关键所在。

　　如在去年1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中，就明确要“全面实行以审限管理为中心的案件流程管理制度”，“对审理时间达到法定审限三分之二的案件，以‘催办通知’的方式，向承办案件审判庭和承办案件法官催办；对审理时间接近法定审限的案件，以‘审限警示’的方式，向承办案件审判庭和承办案件法官发送‘审限警示’”。

　　我们无从得知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是如何执行此司法解释的，更不知道暂缓判决是如何拯救和关怀未成年被告人的。对被告人而言，案件的久拖不决会使他的身份长时间地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其人身自由、财产等实体性权利因此被置于待判定的状态之下，这本身就是对被告人合法诉讼权利的侵害。何况，暂缓起诉的决定也直接影响到被害人权益的保护，我们在不断实践和探索着对被告人的人文关怀的同时，是否考虑和尊重了被害人的感受及其合法权利。对于被害人而言，暂缓判决使案件长时间不能形成生效的裁判，凶手或侵害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被绳之以法，被害人的权益也得不到及时的恢复和补偿。这种制度性的忽视，就是刑事司法理论中所说的“二次伤害”。

　　为免案件当事人因陷入漫长的法庭审理而长时间得不到解脱，各国均认同“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这一司法理念。迟来的正义之所以不是正义，这是因为正义在实体结论的迟到前，已经湮没于程序的不公和当事人所承受的二次伤害上。这样的“暂缓判决”，是否还能被称为是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拯救与关怀”呢？

　　审限是司法机关必须遵守的诉讼制度，也是维护司法权威，践行人权保障的必然要求。无视法律规定的审限去追求所谓的“拯救与关怀”，在笔者看来实有些得不偿失。尽管笔者并不否认司法机关对于未成年被告人的确应给予有别于成年被告人的关怀，也支持各地法院在制度创新上的探索，但“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的司法底线不宜因此而被随意突破。

　　其实，法院“拯救和关怀”未成年被告人方面并非无可作为。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详细规定了“社区矫正”的适用。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完全可以依此《通知》，在法律规定的审限内对被告人及时作出裁判，并依据被告人的悔改表现，辅以社会危险性的评估，合理地采用“社区矫正”这一与“监禁矫正”截然有别的行刑方式，以更好地促使这些未成年被告人矫正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

　　本期专栏作者

　　梁小民：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刘洪波：《长江日报》评论员　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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