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邓海建
12月20日《新京报》消息：今秋以来，北京高校陆续因献血引发争论，据称如学生不献血，将被取消保研资格、学位证，以至女生也被要求脱衣检查身体。据调查，事件背后是，市献血办每年给高校下达占大三学生数65%的献血指标，而且指标多年未降。
“献血指标”引发的社会问题屡见不鲜，笔者以为：一定的制度要有一定的体制保证制度的进行，无偿献血制度按理要有无偿献血体制来适应，沿袭义务献血体制保证无偿献血制度，肯定会遭遇现实的壁垒。《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那么令高校等单位“倍感压力”的指标是谁的困境突显呢？
首先是“法”之困境。根据献血法，我国实行的无偿献血制度，是自愿与计划相结合：“国家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同时“国家机关、军队、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的适龄公民参加献血。”于是，问题便来了：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无偿献血是国家“提倡”的，不是强制性义务；对于机关、学校等单位来说，动员组织献血则是“应当”的、是强制性义务。有了“义务”，便有了“指标”，单位便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甚至用权利压制将法律责任“转嫁”到个人头上。
其次，依笔者看，“献血指标”也是“政治任务”的异化。滥用“政治任务”说到底是一种官场顽症。这种被异化的“献血指标”不是真正的“政治任务”，只不过是“政绩任务”罢了。解决之道，必须从制度设计上赋予公众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与决策权，逐步剥夺相应官员的话语霸权；严格实施行政问责，追究官员擅用政治概念所造成的显形与隐形损失。让“献血”的生命之美不至于背负异化的“政治任务”之恶名。
当然，“献血指标”还突显着公益事业和市场特征的对垒。无偿献血制度不能从行政指令出发，而要走市场的路子。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从事公益活动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是收益的一部分，避不开的另一部分则体现于物质层面。在现行价格体系下，“无偿献血”间接收益是非常微小的。“贵阳、杭州、长春等地向无偿献血者赠送意外伤害保险，献血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就很能说明问题。
无偿献血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整体提高。无偿献血是公民向血站自愿、无报酬地提供自身血液的行为。就其实质应该是公民在道德和使命感催生下的一种自主行为，而非公民在强迫下的无奈之举。道德和责任是不能用指标催生的，笔者深信，取消强制因素，正确舆论和健全体制感召下的行为更容易形成社会共识，从而使“无偿献血”真正内化为公众自觉自愿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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