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1日电《人民日报》刊载文章指出，针对司空见惯的“霸王条款现象”，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所长田文昌呼吁：仗法律之剑破“霸王条款”。
文章指出，田文昌认为，合同的解释权，应该是双方平等协商，共同拥有，而“最终解释权”在司法机关，绝不是经营者。司法机关对合同的解释一般有两个原则：一是限制性解释。也就是按通常理解来解释，不能引申扩大到字面以外；二是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这一解释原则，我国合同法也有类似的明确规定。这两条解释原则，对保障消费者权益都是有利的。但是，我国的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霸王条款”的规制过于抽象和概括，缺乏具体明晰的法律表述，也缺乏救济性的条款。这是我们在加强立法中应该克服的一个缺陷。
文章称，企业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地位不平等、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在与企业交易，签订格式条款时，往往是被动接受。在认定格式条款是不是“霸王条款”时，法官作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是正当的、合乎情理的。举个例子：人们买飞机票，很少去看具体条款。直到发生行李丢失或人身伤亡，要索赔，才发现机票上航空公司事先拟定了免责的条款。乘客提起诉讼，法官就可以宣告这则条款无效，王卫国表示。
文章还指出，王卫国认为消费者之所以补愿意走法律程序，诉讼成本高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个成本不仅包括金钱，还包括精力和时间。我也遇到过这类条款，当时很生气，也准备起诉，但后来根本没有时间去做。我们应鼓励集团诉讼，以节省消费者的诉讼成本。但是在我国，诉权不能转让，当事人只能委托个人或律师，以当事人名义提起诉讼，而不能委托一个组织去做这个事。针对“霸王现象”可以考虑赋予消费者协会诉权，消费者只需委托消协，剩下的事就不用管了。
文章称，田文昌则认为，立法的价值取向首先要明确，就是保护消费者，保障市场的平等竞争。很多国有企业在打官司时，动不动讲“国有资产流失”，“我是国企，我不赢，你就是危害了国家利益”。这实际是把企业利益混同于国家利益，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观念应该转变，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大的国有企业不能纵容。
文章称，现在，最高法院每年出台的案例汇编对各级法院产生了指导作用。田文昌认为，可以考虑在涉及“霸王条款”的诉讼中，对类似案件进行溯及。这有利于节省国家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王卫国也表示，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小额损害赔偿、民间小额合同纠纷都由小额法庭来完成，其诉讼程序非常简单。目前，中国还没有小额法庭，但可以考虑设立简易程序，为消费者起诉创造条件。(曹红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