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忠（12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
就在中央高层高调严管土地之时，国内各大城市正忙于新一轮总体规划的修编。但“总的倾向是过热”，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不顾客观条件极力把城市做大的趋向，“实际上是要争取今后有更多的土地可以拍卖，以获得眼前利益。”两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周干峙和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董光器等专家指出了一些地方存在的误区：“西部一个省会城市的现状是只有200多万人口，可做规划说2020年城镇人口要达到1000万，完全超出了实际可能”。（12月19日《望新闻周刊》）
按说，规划都是中长期规划，要在若干年后才会由蓝图变为现实，规划实现之时往往已远过了当下领导们的任期，按照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官场潜规则，领导们不该有这么高的热情才是。但某些地方对新规划表现出过分的热情，却说明规划修编在某些方面暗合了官员们的利益。一方面，新规划的推出广受公众的关注，会有极大的轰动效应，这也被某些官员认为是很大的政绩。同时，新城区建设等能将政绩显性化，这也刺激着某些官员的欲望。另一方面，这与眼前利益还密切相关。相当大一部分城市的政府，还面临“吃饭财政”的窘况，城市建设的资金最主要的还是靠卖地的收入来获得。于是，某些地方政府就企图通过规划修编来圈进更多的土地，从而解决建设资金问题。至于这是否在寅吃卯粮、涸泽而渔，则就无暇关注了。这两个原因可以说相辅相成，都关乎官员评价机制及科学发展观的树立问题。然而，新规划究竟又是如何成为地方领导人拍脑袋、夸海口的产物的呢？首先，这源于规划修编的严格程序被某些官员看得可有可无。其次，专家和规划人员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再次，公众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显然，某些领导对宝贵的土地并没有这样的情感。
《江南时报》 (2004年12月22日 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