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国共三次密谈

　　章士钊请缨出使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对台湾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方针。中共政策的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主动向周恩来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故旧，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在信中，中共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信的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详尽报告。蒋介石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经过一年的考虑，蒋介石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让许孝炎推荐人选，许孝炎考虑再三，提出三个人。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

　　1957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不久，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协商。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蒋介石并没让他回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让他先写一书面报告。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共产党和大陆的成就赞扬过多，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曹聚仁穿针引线

　　1956年7月，当章士钊受中共委托，从北京到香港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一个神秘人物也风尘仆仆地肩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曹聚仁虽说是个做学问的人，却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在谈到国共合作，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曹聚仁回到香港后，立即将他在大陆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详细情况转告了台湾方面。然而，台湾方面对国共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撒手，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这样一拖就是几年。直到1965年夏天，蒋介石才在自己的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始了谈话。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条件。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共。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陈立夫出面邀请

　　20世纪70年代初，大陆取代台湾代表中国坐进了联合国的席位，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由于中共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蒋介石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共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然而，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重开和谈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历史留下了遗憾。

　　摘自《服务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