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番五次改制　董事长揽财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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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成都市一家国有控股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利用企业改制之机，鲸吞国资1200多万元。企业的一步步改制措施，成了他个人发财甚至是逃避法律制裁的一块块“垫脚石”。

　　一个公司多次“变脸”

　　1997年2月，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以其下属的全民所有制的经开公司为代表，联合三家由职工集资成立的集体所有制公司，共同组建了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生研所控股，生产血液制品。时任成都生研所副所长的盛晓彬，接受所里的委派，到蓉生公司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8年12月，包括盛晓彬在内的近千名成都生研所职工集资并以20个自然人为持股代表，成立了一个名为“蓉天”的有限责任公司。半年后，这家公司即收购了蓉生公司中成都生研所下属的经开公司及另外两个持股公司的全部股权，成为蓉生的控股公司。

　　不久之后，成都生研所的上级主管部门发现了这件事，强烈要求成都生研所收回对蓉生公司的控股权。2001年4月，蓉生公司再次改制，成都生研所重新参股蓉生公司。2002年7月，通过增资扩股，生研所重新成为蓉生的控股股东。

　　董事长给自己每月发补贴5万元

　　成都生研所党委办公室主任周远印说，自1999年的改制以后，生研所的所长就不怎么管蓉生公司的事了，其他几个班子成员的年纪也都大了，又是学者出身，只是听听汇报，经营上的事全由盛晓彬一人说了算，权力高度集中。制度上也没什么监督机制，所里管不着蓉生公司；另一方面，蓉生公司又没能实施公司化运作，无力制约盛晓彬。

　　大权独揽的情况下，从2001年到2003年8月，盛晓彬指使公司财务人员，连续以虚列广告费支出、虚构劳务和临时聘用人员领取劳务费及临时工资等形式，从公司套取资金8800多万元，转至专门的银行账户，作为由他支配的私设“小金库”。利用这些被转移的国有资产，盛晓彬既可以用来支付销售提成、回扣和赞助费等，也可以随意给人发奖金和补贴。

　　“谁买房子缺钱，谁供孩子出国缺钱，大致列个数目，他和几个会计、出纳一商量，钱就发了。”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雷建昌说，“当然，他个人也没放过这个敛财机会，自己给自己规定每月发补贴5万元，春节、元旦、国庆等发10万元。就这样，不到两年时间，盛晓彬就给自己发了240万元的补贴。”

　　名为“资本运作”实为个人炒股

　　2002年4月，盛晓彬以公司应该尝试进入二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为由，要求公司财务总监从“小金库”里拨出1000万元钱，划到一个名为层云公司的账户。雷建昌告诉记者：“实际上，这个层云公司是由盛晓彬的妻子和侄子一起出资开办的，其目的一清二楚。”1000万元到了层云公司后，当然没有被用去开发房地产项目，而是被转到中信证券营业部“炒股”去了。后来，其中500万元钱又从股市转回层云公司，被盛晓彬的妻子拿着与其他公司搞开发去了。与此同时，盛晓彬又如法炮制，安排财务人员将虚列广告费中的210万元，分两次转给他的一个朋友，全部用于炒股营利。为了防止事情败露，盛晓彬又吩咐财务人员把所有不正常开支的单据和流水帐销毁。

　　改制“改”出法律空白

　　今年9月17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盛晓彬以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按“职务侵占”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原被告双方竟然都对判决表示出强烈不满，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判轻了”；盛晓彬提出上诉，认为自己“判重了”。

　　导致案件审理陷入尴尬境地，也就是控辩双方最激烈的争论焦点在于盛晓彬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这一主体身份的认定上。而决定案件的性质到底是属于“贪污”还是“侵占”，又直接影响到量刑的轻重。

　　代表检察机关的新闻发言人雷建昌也承认：“蓉生公司几年中转制来、转制去，既有国资控股的时候，也有私人控股时期，后来又一直含混不清。所以，1999年改制之后，再认定盛晓彬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已经很困难了。”

　　一些法律专家指出，这一法律难点如不尽快突破，将影响到今后对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案件的查处和审判。

　　（据新华社成都12月21日电）编辑：李辉【 发表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