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也请理解我们的难处

　　看完贵报昨日社论《就业的归就业　扩招的归扩招》，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毕竟自己身处其中，感触最深。

　　本人目前就读于广州市内一所部属理工院校，所学亦非冷门专业。从11月底至今，已经参加了不下10场各种专场招聘会，终日来回奔波，为了一份理想的工作营营役役，惜乎至今仍然一无所获。抛开自身的实力因素不提，只说在招聘会上的遭遇，确如社论一文所说的“人山人海”，成百上千的学生扎堆，为了一个渺茫的工作机会去挤拼，可最终收到满意答复的又有几人？

　　对于扩招，我们做学生的，不敢妄言国家政策正确与否，说不定我们能踏进大学，本身就是拜扩招所赐。但是连年扩招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多，就业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这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国家在通货膨胀时还得紧缩银根，以保证市场供求平衡呢，大学生就业市场为何就不能适用这一原理？现在大学生供大于求，社会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有限，为何就不能从限制招生上做文章？也请理解理解我们的难处。

　　吴文杰(大学生)

　　关键还在于教育质量的提升

　　贵版昨日社论分析精辟、义理明晰，笔者对文章观点整体来说持赞同态度，但对于文章所说的“教育机会的增加，并不会降低就业率，相反只会让人才之间的竞争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并一劳永逸地解决就业问题”，笔者还有一些补充。

　　笔者以为要达到后面的目标，关键还在于教育质量的提高，而教育机会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教育质量的必然提高。比如，扩招使得高校学生数量连年增长，但教师规模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以前在容纳二三十人的教室里上课，老师尚能叫出每个学生名字，如今在上百人的大教室里上起课来，别说每个学生的名字，就是对面碰上能感觉“脸熟”就很不错了，更遑论什么“因材施教”了。再拿目前的研究生教育来说，以前是几个导师带一个学生，一个学生被几位高师轮流指点，想不进步都难。如今却是一个导师甚至可以带几十个学生，可以想象其平均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精力有几何。

　　如此环境之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水平也就可想而知，无怪乎社会上对“注水文凭”非议之盛了。因此，如果单纯寄希望以教育机会的增加来提升人才的层次，促进科技进步，发展社会经济，而忽视了最重要的教育质量的提升，只怕会离我们的目标渐行渐远。

　　蔡春青

　　香港领汇上市案中的法治精神

　　12月20日，香港领汇上市案终于尘埃落地，以特区政府决定推迟领汇上市而告终。押后上市，致使“五十万户同一哭”，220亿元(港币，下同)认购款退还投资者，给香港的经济和国际金融中心信誉亦造成打击，我对此感到惋惜。但我对香港终审法院表现出来的法律至上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在特区政府要求缩短上诉限期，从28天缩短为1天，以力求符合上市时间时，终审法院断然驳回。不为其他，只为法律的尊严。如果终审法院接受特区政府的要求，得到的是220亿资金，但失去的却远甚于这些可以用数字衡量的金钱，失去的是一个社会法治的支柱，一个政府的信用，一个社会的民心。

　　只有人人崇尚法律，遵守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够构筑一个和谐的法治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才会得到有效保护，才能在强权面前，有法治社会那种“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的骨气。法律高于一切，我向香港终审法院的坚持致敬，向香港社会的法治精神致敬。

　　张伯荣

　　日本人如何对待爱国

　　据报道，本月20日，现年72岁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因强迫公立学校的师生向日本国旗和国歌致敬，被64名教师及和平人士告上法庭。

　　石原慎太郎是日本极右势力的代表，曾与“索尼皇帝”盛田昭夫合著《日本可以说“不”》。借用国内以“爱国”为旗帜宣泄狭隘民族情绪的“愤青”这一名词，称他为“愤老”，石原当之无愧。

　　日本《国旗国歌法》并没有规定公民对于国旗、国歌的义务和相应的惩罚，所以，日本教育部门只能要求公立学校的老师“应该教导”学生尊敬国旗和国歌，但升不升国旗、唱不唱国歌则是老师和学生自愿的事情。而“愤老”石原却公然违背法律，强迫学校必须在入学、毕业以及其他重要仪式上唱国歌，还要在校园正前方升国旗，且已惩罚了近250名在升国旗过程中没唱国歌的教师。可见，“愤老”不只是嘴上说说，他已经在用行政权力“全面强化实施爱国教育”了。

　　暂且撇开中日之间的“老账”不说，但说“爱国”能用行政手段强迫吗？不能。因为爱国是经过长时期的自然培养而自发产生的一种感情或情绪，它没有系统的理论和学说支撑，进而也就不能形成为一种制度，所以无法用司法或行政这些“硬手段”来“帮助”人们建立。相反，给人深刻体验的现实生活才是芸芸众生的老师，才能教会他们应当爱什么、为什么爱。至于怎样爱，则是每个人的自由。这纯属内心世界的情感，是不容外力强制的。正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王永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