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粮食精儿，是好东西。莫说在困难时期，就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喝酒对社员来说一直都是个奢望。我插队的小山村里有个代销点，代销员逢集去公社供销社进货，小推车一边是针头线脑，一边是个大黑坛子（那时刚有塑料鞋，没有塑料桶），里面装的是薯干酒。薯干酒又辣又冲，一口下肚，轰地一下就冲到脑瓜顶，所以也称大炮，酒量再大的也架不住几炮。不过，对喝不起或很难尝到酒的人来说，偶尔轰一炮，也挺过瘾的。实在轰不起，就挤进代销点围着酒坛子紧吸拉鼻子，不花钱闻酒味。
代销点还卖火油（煤油），打到棒子（瓶子）里跟白酒没啥区别。有天生产队长攥着棒子从代销点出来，被个馋酒的拦住，他愈装着舍不得，那个抢得愈欢。结果抓过去仰脖就咕嘟灌一大口，灌完了才觉出是火油，好几天说话跟拉破风箱一般，喉坏了。这玩笑开得有点大了，但表明了酒的巨大吸引力。就说我吧，我本不会喝酒，但下乡第一年冬天队里分红，队长生扣我两块钱让请他喝酒（不请不行）。晚上就去他家，他媳妇炒了白菜帮又炒白菜叶，我坐炕头上第一次像回事地喝酒。想想到山沟里这一年的辛苦，想想年迈多病的父母，想想日后自己的前景，万般愁情滚滚而来。队长看出我的心思，说喝酒吧一喝全舒服了。我就灌了几盅薯干酒，顿时人就轻飘飘不知在云里雾里了，心里的疙瘩全不见了。喝到最后，我身子朝后一倒就睡着了，半夜里醒了，琢磨这是在哪呀，怎么炕上还有长头发的，后来忽拉一下明白过来，天没亮出溜下炕就跑了。那些年，我们知青可没少喝薯干酒，明明不好喝也要喝，实话实讲，喝下酒，能让人心里轻松一些。还有个情况，是当时村里舍得喝酒的社员多是成分高的。原因是他们多娶不上媳妇，家里劳力多，有点余钱，往下也没啥盼头，不喝留着干甚。而成分好的好说媳妇，孩子多，还得筹备盖房，所以必须处处节省。因此就有笑话，批斗会上一贫农控诉说你们（地富分子和子弟）还吃香的喝辣的，这不是又回到旧社会了嘛。立马把他也给揪上去批斗了，他大喊冤枉呀，我昨天还拿了他们家半棒子酒呢。
那时当村干部最大的好处是能常喝到酒。除了社员家有个红白事或盖房当兵招工要请他们，后来就发展到陪上级领导吃派饭。但那派饭不是挨家派，而是固定在一两户条件较好的人家吃。一般那家妇女得干净利索人还得有点模样，嘴还会说。最好男人在外是个干部，家里没有喉拉巴喘的老人和吱哇乱叫的孩子。这种饭有酒有肉档次较高，一般下乡干部享受不着，起码是公社革委会主任一级，还有县革委会的领导。大队主要头头这时就顿顿陪吃陪喝了，而饭费则事后由大队统一结算，折成工分。故那家妇女在家做饭，一年也顶上俩好劳力。别人却也眼红不得，一是你没人家那两下子，二是你家也没酒，尤其是没好棒子（成瓶的）酒，而人家老爷们能买来高粱酒。
高粱酒在那时是高档酒。到了80年代土地联产承包后，日子明显好转，村民就告别薯干酒而改喝高粱酒了。但主要喝散酒，用大塑料瓶（雪碧瓶）或大塑料桶往家打。有年冬天下小雪，我们在村民家吃狗肉喝烧酒，半夜里热得使劲喝凉水。我在文化局工作时（管文物），有一阵盗古墓猖獗，我们去山里抓，天冷得不行，全仗着喝酒撑着。有文章讲喝酒不管用，但从我亲身体会还是管用的。正月十五闹花灯，围场县城零下三十摄氏度，吐口唾沫就是冰，但喝了酒后，你在雪地里观灯，就会觉不出冷来。不过，酒喝多了也有许多麻烦，喝伤了喝坏了乃至喝丢了性命，也是常有的。喝酒在那里也喝出许多笑话，多是真实的。某人喝多了吐在道上，随行的狗吃了也醉了，人搂着狗在雪地里睡了一宿，竟然没冻死，全靠了狗的体温。至于有人酒后站不稳倚着小树方便，然后把树系在裤带里，说什么也走不了，还喊拽我干啥，这也是真有过的。坝上林场最冷能到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刮起白毛风（风卷雪）对面看不清人，人们只好在屋里猫冬。猫冬时柴草放门口，锅里炖着大菜，火盆里烫着酒壶。
农村政策的稳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乡村的酒风从疯狂走向平稳。高度烧酒喝得少了，价格高度数低的白酒开始受欢迎，同时，啤酒开始走进农户，没有人再讥笑那酒像马尿，而认为舍不得让客人喝啤酒是一种小气。毕竟喝白酒有半斤就可以了，但啤酒可得几瓶甚至成箱。不过，近来我到乡下去，乡亲经常拿出的酒则是本地的“小烧”。这种酒不是出自大酒厂而出自乡镇的小烧锅。给人的感觉这酒很纯，没有勾兑过似的。那日他们拿出的大酒盅一盅二两，着实吓人。不过，他们不是喝得过猛，他们说好日子长着呢得悠着喝，如此才划得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