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山区代课教师探访(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22日10:55 贵州日报

　　金黔在线讯上课铃响了,一个人急匆匆走进教室,沾满泥土的裤管还没放下,便将锄头往讲台边一丢,喉咙里蹦出一声:“上课!”

　　这就是代课教师的形象——教书的农民,种田的教师。

　　由若干个这样的典型形象,构成了代课教师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没有完全享受教师的待遇,却担负着中华民族最神圣也最艰巨的农村教育重任。

　　在贵州省,这样的教师有多少?不得而知。用省教育厅一位负责同志的话说:代课教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电视里没有他们的影子,广播里没有他们的声音,报纸上没有他们的名字。记者几次去教育部门采访均无功而返。

　　但我们知道,凡是农村,这样的教师就大量地存在;越贫困的山区,这样的教师就越多。要了解他们,惟一的办法就是:走进每一间山村小学。

　　奉献：清苦里沉淀着信念

　　在紫云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办公室,记者见到了陈正付。

　　因患小儿麻痹症,陈正付双腿干瘦萎缩,驼背呈50度弯曲。他所在的戈枪小学搞了一次活动,他拍了一张图片,拖着残腿赶了一天路到乡里,又搭便车赶到县城,希望县里的一份内部宣传资料能给他刊发出来。图片一点不清晰,一看便知是最廉价的傻瓜相机照的。他说光胶卷和冲洗就花了近50元,那是他一个月的工资。

　　陈正付曾是麻山腹地宗地乡戈枪小学的负责人。学校办起10多年一直没有分进一个公办教师,“朝中无大将,廖华做将军,我只好充当校长了。”

　　直到两年前县里分来一个师范生,陈正付的校长帽子才算摘掉。作为全国重点扶持县,紫云财政拿不出多少工资补贴代课教师,每月就50元。身为校长,陈正付还可以从学校收的费用中得到几十元来增补。但假期里,国家部分和自筹部分就一分都没有了。

　　“你是残疾人,收入又低,怎么养家糊口?”记者问。

　　陈正付憨厚地一笑:“我有一门雕私章的手艺,在我们村找我雕章的人多,我可以搞点收入哩!”偶尔,他还给村民代写书信,在县办刊物上发点“豆腐块”,每篇有几元钱稿费。

　　从猴场镇去平阳小学的10多公里村道坑洼不平,记者专程前往采访。

　　村民们喜欢把平阳小学称为“乔氏学校”。校长叫乔正堂,曾当过30年代课教师,好在现已转为公办。他的5个子女全在他所在的学校里代课。全家9口人除了老伴、小儿子和一个小孙子外,全部都是“教书匠”。

　　在村子里,乔正堂一家可是顶呱呱的知识分子。大女儿乔祥丽和大儿子乔祥献都毕业于安顺电大,二儿子乔祥华毕业于镇宁师范。还有三儿子乔祥军、大儿媳廖正秀都在这所小学任教。小儿子乔祥晶今年高中毕业考大学,考不上也可能教书。几个子女都是乔正堂的学生,为提高教学质量,他自费让孩子们去进修。“村里穷,我一家人每年要为学生垫付书学费上万元哩!”

　　看到村民们外出打工找到钱,乔正堂的几个子女也想出去,被他拦了下来:“你们都去了,村里的娃娃谁来管?”乔祥丽在平阳小学代了10多年课,丈夫王国伦一直在广东打工,三年才回家一次,他们的孩子都5岁了。丈夫动员她一起去广东打工,但她始终没舍得孩子们。她说学校没人手,她不能走。看到薅芝组的姚复兴在广东打工8年找了10多万元回来,乔祥献也想出去,但想了想还是没去,他说:“我走了,我教的那班学生就丢起了。”

　　平阳小学被几座光秃秃的大山包围在中间,四周几乎看不到一棵树。石头堆积的村子里,学校俨如豪华的“洋楼”。镇教育辅导站的同志介绍,学校以前是一座破旧的木材房,乔正堂补贴了4000多元修学校,现在才算清楚账。再往前推,村里没有学校,一直是他利用自己的堂屋、伙儿屋做教室。

　　到平阳小学那天正碰上学校举行降旗仪式。50开外的乔正堂正拿起铁锤使劲敲击一块从房顶悬挂下来的钢板。随着“铛铛铛、铛铛铛”几声脆响,孩子们从教室里一群群鱼贯而出。

　　“集合!”乔校长大喊一声。一阵叽叽喳喳的骚乱过后,学生们按年级整齐地排成6排;乔校长再做一个手势,队列立刻鸦雀无声;乔校长再喊:“向后转!”队列180度大转弯,齐刷刷面对学校院坝外旗杆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没有音响,降旗只能在全体高唱的国歌声中进行。所有的老师和同学站在院里,凝视着徐徐降落的国旗,庄严地举起右手……

　　听说省报记者来采访,乔正堂情绪很高,他叫老师们都留下来,同时安排人去村子里买鸡做饭。

　　开饭了,老师们像办酒席似的忙乎起来。他们从教室搬了几张桌子在院坝里拼在一起,四周放上凳子。摆上桌的就一盆红辣椒炒鸡肉。10双筷子一齐伸向盆里,半碗饭还没吃完,盆里的鸡肉已经没有了。乔正堂有些难为情地嗔怪:“酒都没有买,要是事前通知一下说有记者来,就不会没菜吃了。”

　　记者发现一位小老师埋头嚼着白饭,很少拈菜吃。饭后聊天,他说他叫秦永刚,22岁,是一位常年住校老师。他说住校老师每月工资只够买点米油盐,只要不从家里拿吃的用的就算收支平衡。“但更多的,我们是包起盘缠来教书,如果要抽两支烟的话,不但没一分钱拿回家,柴米油盐全都得从家里拿来。”记者问他为什么“包起盘缠”也要教书,他想了想,嗫嚅着说:“在我们这些山区地方,教书人很受人尊敬,你要是把学生教好了,家长老师前老师后地叫,那是把你当个人看哩!”

　　记者曾和册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权昌一起,到该县者楼镇高峰村看望一个身为代课教师的校长。从海拔400多米的县城出发就爬陡坡,一直要爬到1340多米的坡顶,然后再往下走,约10公里路程。到达目的地,已累得大汗淋漓。黄权昌说,这个坡叫雷打坡,高峰小学的韦国华校长每天都要爬这个坡去给学生上课,已经爬了整整32年,到今天还是一个代课教师。

　　眼前的韦国华,衣着简朴,他说几十年来就这身模样。“只有那么点工资,我能穿什么好衣服呀?国家部分32元,学校部分170元,共200元吧?这还因为我是个校长。”他说已记不清多少人跟着他念过“a、o、e”,记不起这个雷打坡他翻了多少回,只知道每翻一次都要花掉他两个小时,来回4个小时。如今,他的孙子都读初中了。

　　身份：星星还是那颗星星

　　尊敬的教育局:

　　我1989年参加工作,1993年××镇招聘代课教师,开始在××小学任教,由于热心教育工作,1997至1998年发表论文两次,1999年函授毕业于湘西体校取得中专学历。

　　由于工作积极努力,业余选拔,培训学生考入各类学校30多人,其中××同学现进入国家队。因工作认真,本人获市级奖一次,县教育局奖三次,年年获镇政府、单位不同奖励,并多次被×政府、辅导站评为先进教师,××报,中国青年报登载过,因工作成绩突出,1998年×政府破例给每月工资上多加30元特殊津贴。以上事例有证可查。

　　新学期返校,×中领导说,因教育局收编,代课教师不能继续任教,本人热心教育事业,能胜任基础教育,特此申请,希望贵局审查批准任教为谢。

　　申请人:×××

　　2002年9月3日

　　这封信是记者在某县教育局采访时得到的。信的内容是多数代课教师潜在或正在担忧的事情——因为不确定的未来,几乎所有代课教师内心深处都是忧虑的。他们希望有一天时来运转,摇身变为能端“铁饭碗”的正式教师,为此不断为能有转正的机会而学习充电。

　　双休日，已有27年教龄的苗族代课教师熊玉富还要到乡场上卖自己养的鸡。

　　在大方县双山镇幺塘小学,记者与该校的10多名代课教师座谈了近3个小时。

　　这是一所拥有400多学生的村完小,全校仅有的一个公办教师已年逾花甲。校长吴忠校及教员沈长华、沈芳、吴义、陈兴举、陈兴菊、吴清胜、吴忠夏等,全是代课教师。

　　毕节地区的代课教师是幸运的。该地区有一个政策:代课教师可以参加全地区的民师考试,考上了可以被录取去进修,然后转变身份作为正式教师安排工作。这项政策从1997年一直执行下来,让代课教师们看到了希望。

　　代了12年课的沈芳和陈兴菊因条件具备已报名参加考试。记者见到她们时她俩正好报了名。“代了9年课,总算等来了这么一个机会,我真幸运!”沈芳满脸兴奋。

　　此前,这所学校里考出了周启云和陈利远两个人,现在两人都还在毕节师范读书,但据说他们都花了一万元捐助费。双山镇木格村一个叫曹伟名的代课教师去年考上了,但没有一万元钱去交,结果没能去。沈芳说如果考上了也要捐一万元的话她就不打算去读,如果不包分配也不去,继续留在学校代课。万一考不上就参加成高,然后去其它单位应聘。如果因她的教学质量下滑而让学生外流,沈芳就将面临“下课”。所以,尽管考期一天天临近,她照样每天五节课,对教学工作一点不敢懈怠。现在不知沈芳是否顺利考上。

　　至于没有条件入围参加考试的代课教师对自己的未来就很茫然。一周要担当25节课的吴清胜说,他现在打算多培养点学生,为家乡教育事业多做点贡献,等今后学校不要他了就回家做点小生意。他的女朋友曾经也是代课教师,因待遇太低辞了工作在家务农。

　　因超龄而没有考试进修的资格,校长陈兴元心情不好喝了点酒,脸上有些红晕,但说话思路却很清晰:“我们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撞一天钟也要把钟撞响亮,不能让人说是窝囊废。一定要把学生的素质提高,让学生今后都有出息,万一哪天我们被辞退了,有事也好找他们帮忙。”

　　说这话的时候,陈兴元很为他的胞弟吴忠吉骄傲:“他就是我们学校出去的学生,遵义医学院毕业,现在是松山医院的副院长哩!”

　　代了16年课的陶文翠在家中开了一个小店，每月加上工资有几百元收入。

　　阵痛：从代课教师离开说起

　　遵义县野彪学校的代课教师鉴于没有机会转变身份,不少选择了离开。只有沈秀花老师留了下来。这位代了26年课的教师,如今桃李满天下,却一次次与“转正”机会失之交臂。执著的他,尽管拿着很少的待遇,却干着与正式教职工同样的工作,如今还担任着学校党支部书记的重任。

　　而他那些离开了野彪小学的同事们,今天都在做些什么呢?

　　雷文志,1981年高中毕业进入野彪学校后一直是骨干,后来调任另一所戴帽中学的校长,再后来为照顾家庭又申请回野彪学校任教。眼见着在教育岗位上度过了21个春秋后还是不能转变身份,他于2002年离开野彪学校。随他一起离开的还有同样优秀的代课教师沈开良。在仁怀,他俩凭借实力很快被一家私立学校以每月1000多元的高薪聘为教员。离开了一个讲台,又走上另一个讲台,他们热爱的职业没有变,所不同的是待遇高了,在“能者上,庸者下”的公平竞争环境里,他们感觉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坐标。

　　唐勇,离开野彪学校后选择了经商,成了野彪“最有钱的人”;沈理则只身去上海打工,8年间已摇身变成一个小老板。

　　王国伍在教书时就暗暗努力学医,如今在家里办起个体药店,成为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

　　沈康选择回家务农,一年后到仁怀很快成为一家酒厂的中层管理人员。

　　沈秀伦是离开野彪学校最晚的一位代课教师,出去后受聘当上一名护林员。“即使是护林员,也比教书强得多。”他说在护林之余还可搞一点别的生意,每月可挣上千元钱养家。

　　应该说,野彪学校的代课教师在离开原岗位后都寻求到了新的发展空间,这样的代课教师群体,在全省成百上千所山村小学中,是极为少见的。遵义县教育局人事科科长王朝平告诉记者,代课教师多数年龄偏大,除种田外别无技能,如果突然解聘,生活肯定很困难。

代了12年课的李德龙课余还要承担家里的农活。

　　代课：山区教育的主力军

　　在贵州山区,代课教师还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统计,1997年全国有代课教师100．55万人,而今全国代课教师已是未知数。

　　记者从网上收集贵州代课教师情况,得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达到了5万,且数量有增无减。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许多教学点非常偏僻,不通车、不通电甚至不通水,正规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宁愿打工也不愿去那里任教。支撑这些地方农村教育的,只能靠代课老师;部分少数民族村寨的孩子听不懂普通话,也只能让当地代课老师教。离开代课教师,农村教育几近瘫痪。

　　国办发[2002]19号文件规定:要做好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定编和教师资格的认定工作,坚决清退不合格教师和代课教师,空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中小学任教,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

　　而据记者走访的很多地区和县份了解的情况看,在我省,清退代课教师是一个矛盾重重的难题,一方面:代课老师清退后,相应教学点师资跟不上,入学率难以保证,“两基”攻坚难以实现,基础教育更难以维持;另一方面,这些代课老师大多已有几十年教龄,一下子要辞退,很多人难以接受。2002年凤冈县决定辞退永安镇38名代课教师引发矛盾,曾受到媒体的关注。

　　“要辞退他们,还不能一刀切。”遵义县教育局人事科同志对记者说。我省很多边远贫困山区大量缺老师,请不到代课教师成为这些地方的一大难题。没人可请、没钱可请是两个关键原因。

　　紫云自治县教育局的同志给记者说了这样一番话:“虽然从教育发展看,代课教师总体素质不适应,不稳定性强,但代课教师还大量地需要。在紫云,不但无法清退代课教师,相反,是请代课教师难,请好的代课教师更难。就算请进来了,还有两难,一是开支难,二是留下来难。有些地方请人代课几乎到了下跪的地步。”　作者：沈仕卫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