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情操　朴素的作风

　　在学生时代，我已经知道了阳早和寒春的名字，那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关于他们的一些报道。真正认识他们，则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初期了。记得那时我刚到国家外国专家局，虽然经常与外国专家打交道，但是对长期生活在我国的一些外国老专家还存有一种神秘感：他们为什么要到中国来，什么原因让他们留在中国，他们在中国是如何生活的，等等。刚好有关部门要出一套丛书，起名为《我的中国心》，编辑约我写一位长期在我国工作的外国专家，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近距离接触他们，解开心中的疑团。经过考虑，我选择了阳早和寒春作为采访对象。

　　阳早的英文名字叫ERWINENGST，在美国康奈尔大学里学的是畜牧专业。在大学读书期间，他与寒春的哥哥韩丁住在一起，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从农民的贫困到工人运动，从世界大战到经济危机……他们在讨论、在探索、在寻求。此时他还阅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由此他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知道了共产党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他决定到中国去看看，于是便卖掉了家产，等待机会。一天，朋友告诉他董必武到了华盛顿，他立即赶去，但是董必武已经离开，为此他懊悔不已。后来他得知联合国救济署正招募一名从事奶牛养殖的人去中国，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他当时的想法是，“虽然能否到解放区还不敢肯定，但总算迈出了走向红色中国的第一步”。这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1946年3月他告别了母亲和九个兄弟姐妹，来到了中国。到了中国以后，他先后在上海、湖南从事救济工作。在此期间，他看到了大量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灾民饿死在路旁，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他实在看不下去了，毅然辞去在联合国救济署的工作，经我地下党的介绍到了北平，在黄华同志的帮助下到了延安。

　　当年我去采访他们时已是深秋，夜间很冷。白天他们要工作，晚上就在他们的宿舍兼办公室里，穿着厚厚的衣服，喝着茶与我聊天，谈他们的事情。他们住的房子很简单，卧室与办公室联在一起。办公桌是自制的，下面用砖砌起来，上面放一块大的台面。给人的印象是一所临时住所。我与他们连续交谈了三个夜晚，对他们有了较多的了解，也越发对他们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感到敬佩。

　　阳早最初到中国仅是想来看看，准备过两三年就回美国。但是到了延安之后，就被我们党的政策吸引了，被人民的淳朴热情感动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越看越不想走了”。他与寒春决定留下来与中国人民一起搞建设。他的专长是养奶牛，他先后在陕北的光华农场、西安的草滩农场、北京大兴的红星农场、北京昌平的小王庄农机试验站工作，与奶牛打了一辈子交道。其间，虽辗转多处，受到过冲击，也有过不快，但他坚信中国是有前途的，坚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的，因此他留在了中国，直至去世。去世后仍把骨灰埋葬在他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昌平小王庄。

　　朴素是老阳的一大特点。他喜欢人们称自己“老阳”或直呼其“阳早”。他给许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老农民。

　　1966年他们夫妇从西安调到北京工作，当时的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考虑他们100多元的工资太低，曾与有关部门协商准备给他们提高工资。阳早和寒春得知消息后，坚决不同意，说与周围的中国同志相比，已经够高的了。有关部门只得打消这一念头。他们很早就被批准享受副部级待遇，但他们进城都是骑自行车。20多公里的路，骑自行车需要两个多小时，上世纪80年代，他们都已经60多岁，进城办事、会朋友都是骑自行车。

　　其实，朴素务实是阳早的一贯作风。早年他上大学，最初考取的是伊利诺伊大学医学系，一年后放着热门的专业不学转学到康奈尔大学学习畜牧，在康奈尔大学学习了两年之后提前退学回家养牛。他对此的解释是，基本理论都已经学了，还待在学校干什么。“文革”前夕，有关部门考虑他们在陕西工作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把他们调到北京，阳早被安排在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搞电影译制，寒春在对外文委审改英文稿件。他们不习惯也不喜欢这种工作，几年后他们就提出干老本行的要求，又重返农业战线。他们在小王庄的住房实在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几间与当地农民所住一样的普通平房，与办公室联在一起，房间里没有任何奢侈品。与他们的住房联在一起的还有一间小车间，里面放满了钳子、扳手之类的简单工具。用阳早的话说，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动手，这样才不会变傻。因此一些简单的家具和零部件都是他们自己打造的。

　　虽然朴素，但他们不愿让人过多提及，尤其容不得一些添枝加叶的编造。他们认为朴素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不是故意做出的样子。比如，外界曾流传他们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吃大米和肉，每天喝玉米粥。阳早对此很生气，他说：“喝玉米粥是我们多年养成的习惯，而且我们既吃大米也吃肉。”也反映了他朴素与务实的精神。

　　阳早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作为一名从新中国建立之前就参加中国革命并与我们休戚与共的外国专家，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永远怀念他。

　　《人民日报》 (2004年12月23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