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04（国际政治（上））(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23日05:07 人民网-人民日报

要么跟上，要么闪开！

　　张耀宁绘

　　编者按：临近岁末，回顾2004年，国际政治形势风起云涌：进入了“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仍硝烟四起，考验着“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武功”和“内功”，布什的连任是否意味着更多的以“反恐”为名的战争？欧盟一口气吸纳十国并制定了欧洲宪法，又是否意味着另一个“超级大国”出现在地平线？“同志加兄弟”的美欧之间的“裂痕”会否越来越大？逐渐升温的东亚共同体又会否使东亚真正融合？没有了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如何迎接和平？拥有普京的俄罗斯又在走向什么样的未来？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报驻外记者、国际部编辑、相关学者及部分人民网网友共同进行探讨。

　　1.2004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其中有没有对国际关系格局造成结构性影响的变化？

　　黄晴（本报国际部编辑）：

　　2004年的国际事态发展是2003年各种矛盾和问题发展的继续，似没发生使国际格局发生改变的重大事件。在当今世界上有两种看似矛盾的事态发展，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是各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而后者正是对前者的一种文化反应。2004年，这种情况似在继续发展。美国大选落幕，布什连任，新保守主义获得民意背书。新保守主义具有较强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政治上美国至上，文化上强调传统美国价值，宗教上有点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色彩。拉美多国今年也进行了大选和中期选举（包括委内瑞拉的总统去留公决），左翼力量在乌拉圭、巴西、智利获胜，其背景一是该地区对社会公正的强烈诉求，体现出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方针的反弹，二是对拉美国家或区域民族个性的向往，也具有民族主义文化反弹的性质。欧盟今年扩大到25国，通过欧洲宪法，这是一种区域政治一体化的积极发展，但其间也出现了德波历史纠纷的重提，反映了国别民族主义情绪的顽强性，也说明了欧盟扩大中的文化脆弱性。此外，欧盟自身也有强调欧洲个性的倾向。在东亚，日本右倾民族情绪的上扬也是人所共知的。

　　亨廷顿继发表“文明冲突论”后今年又出新论，称当今之世由两种人组成，一是主张全球化的跨国精英层，一是民族国家内生活的大众。其立论精当与否可以讨论，但对事态观察的敏锐似无可非议。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2004年，国际格局有以下几个新变化：

　　一、“一超多强”中的“多强”实力对比开始变化。

　　冷战结束于1991年，其后形成的“一超多强”国际格局至今已10年有余。2004年，“一超”与“多强”的实力对比结构虽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多强”的构成和“多强”的实力对比却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发展，使得欧盟取代原先“多强”构成中的多个欧洲大国。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欧盟于2004年通过了欧洲宪法，从此，欧盟成为“多强”中的头等实力单位。其次是中国崛起成为“多强”中的第二大实力单位。“多强”中的日本和俄罗斯的实力地位下降。

　　二、“一超多强”的战略关系开始松动。

　　冷战后的“一超多强”格局中形成了三大战略关系：美日同盟、美欧的北约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04年，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分歧进一步扩大，这使得北约政治化，其军事同盟性质下降。中日在东亚地区出现了结构性的冲突。与此同时，中国与欧盟的战略关系得到发展。2004年俄中、俄欧的战略关系有了新发展，中俄欧三方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今后5年，大国战略关系将向美日英较多一致和中俄欧较多一致的方向发展。

　　三、区域化发展使国际格局发展趋势不明。

　　2004年区域化有了新发展，区域认同成为一个新概念。欧盟开始了培养欧洲认同感的工程，东亚国家提出发展东亚认同感。拉美、非洲、南亚都开始讨论实质性区域化的问题。

　　欧盟一体化的趋势明显在改变国际格局的构成单位，世界次地区的区域化是否会彻底改变国际格局的构成单位还难以断言，也就是说未来国际格局的构成单位是国家还是地区集团尚在未定之天。

　　2.2004年，“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显得更强大了，还是暴露出更多的弱点？布什连任成功，是否意味着新保守主义政策得到美国选民的背书，将继续主导美国的外交方向？

　　刘爱成（本报驻美国记者）：过去一年，美国继续在许多地方显示出它的“强大”，但事实证明，与其说它变得更为“强大”，不如说它变得更为强硬。因为在人为的强硬背后，暴露出它许多力不从心、事与愿违的弱点。伊拉克问题就是其中一例。本来美国以为“倒萨”之后就能迅速搞定伊拉克，结果深陷泥潭：反抗力量袭击和人质事件的不断发生，导致许多盟国早早撤出联军；虐俘事件导致反美情绪日益高涨；“快刀斩乱麻”的强行武力镇压导致更大潜在危险。从更大范围来看，美国以伊拉克为主战场的反恐战争，已使它的反恐“越反越恐”，波及全球。更让它头痛的是，美军在伊拉克的伤亡和损失越来越大，已显示出两大弱点：前线军力不足；后方财力吃紧。美国巨额财政赤字今年已达4150亿美元，其中伊战开支为2250亿美元。目前美国会不得不批准将政府的国债限额再提高8000亿美元，总共达到8万多亿美元的高水平。赤字扩大影响了国内经济发展和国民社会福利，引起人们的不满。

　　美国显示的“强大”暴露出的最大弱点是，它在世界范围内“以我划线”，目空一切，使世人看清了它为自身利益、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本质。结果它与欧洲盟国及世界许多国家的裂痕越来越大，日趋孤立。

　　今年美国大选，布什获得连任，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社会占了上风，使布什政府更有了硬的土壤和环境。布什新调内阁，鹰派色彩较浓，加上共和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很多人认为其对外政策将更趋强硬。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2004年，美国的“硬实力”继续得到充分展示。在赢得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后，乘势利用强大军力震慑伊朗、叙利亚，主导阿富汗选举，进行全球范围的军力调整，加速导弹防御体系建设，大幅扩充军费。种种举措，使美国作为“一超”的军事力量得到“动态展示”，显示出令他国仍难望其项背的“硬实力”。但另一方面，“硬实力”充分展示的背后暴露出美国三大结构性弱点：

　　一是“软实力”的影响力、辐射力大幅下滑。虐俘事件的曝光，欧美关系的紧绷，澳大利亚、韩国等亚太盟国的离心倾向，以及美国在东盟地区影响力的下降，都说明了这一点。缺乏“软实力”的支撑，美国主控世界的能力势必大打折扣。

　　二是国内政治、社会、民族的分化。此次大选反映出美国社会“极化”现象，以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为内核的美利坚民族面临民族凝聚力的维系问题。

　　三是战略方向的迷失。反恐、反扩散至上，还是继续咬定传统大国威胁？美国当前的大战略看似将二者有机结合，实则存在难以跳出的悖论。

　　应该说，布什连任跟新保守主义没有必然关联。其连任成功，主要在于三方面因素：一是反恐时代成就了他。所谓“临阵换帅”不足取在此次大选中体现明显。二是保守观念帮助了他。此次大选一定意义上讲可谓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决。布什很大程度上胜在其保守理念与冷战后美国社会右倾化趋势及“9·11”事件所激起的保守化民族情绪相契合。三是对手衬托了他。克里缺乏系统化的政策主张和人格魅力，是输掉选举的重要原因。因此，选民选择布什，不意味着在为“新保”背书，相反，许多支持布什的人也讨厌“新保”。

　　但是，“新保守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依然存在，其核心成员仍然留在布什班子里，影响力不容低估。从这个意义上讲，布什强硬外交路线难以改弦更张。不过，以赖斯出任国务卿一职为标志，布什未来的政策主张会较少受“新保”势力牵制，而会更多自己拿主意。“布什＋赖斯色彩”会在其第二任外交中发挥主导作用。较之“新保”势力，布什、赖斯虽也强调实力至上，但在实力的运用上更加现实、相对理性。

　　3.今年欧盟实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大，它在“消化”新的10个成员国的初始阶段面临哪些重要问题？欧盟宪法条约出台后，欧盟将走向一个“超级大国”，还是“超国家联盟”？

　　今年北约也实现了东扩，如何看待北约未来的走向？

　　姚立（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5月1日，欧盟实现了第五次、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成员国增加到25个。东扩使欧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但东扩也给欧盟带来不少新问题，处理不好，有可能给欧盟的一体化建设造成负面影响。

　　问题一，决策能力有可能受到削弱。当初为6个创始国量身定制的决策机制已不能适应25国欧盟的需要。多年来，欧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常常“议而不决，议而难决”，即与此有关。东扩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欧洲宪法草案虽设计了若干有关机制改革，尤其是决策机制改革的方案，但能否奏效还有待时间检验。问题二，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大。中东欧国家的加入使欧盟内部经济差距拉大。新成员入盟后最盼望的是得到财政补贴，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而这势必使欧盟原来欠发达地区所享受的地区基金援助金额减少。这块财政“蛋糕”如何重新划分，是个大难题。问题三，移民与就业问题依然令人忧虑。东扩是否会带来新一轮移民潮，冲击欧盟原已十分紧张的就业市场，同时带来社会与安全方面的诸多问题？欧盟老成员国百姓对此极为忧虑。

　　至于欧盟的未来发展方向，各成员国间一直存有分歧。制宪期间，是要一个“联邦”的欧洲还是要一个“邦联”的欧洲，各成员国议论不少，莫衷一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欧盟距“超级大国”还有相当的距离。欧盟连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都难实施，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发展还不对称，成员国向欧盟进一步让渡主权也障碍重重。现阶段，欧盟只能在“超国家联盟”的层次上完善发展。

　　冯仲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欧盟今年实现扩大，可以说在政治上的目的已经达到，但剩下的更为艰巨的任务是“消化”的问题。“消化”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要缩小新老成员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巨大差距。一位美国驻欧洲记者说，“欧盟扩大是把原本由15个志趣相投的国家组成的豪华俱乐部，变成了一个由贫富、地位和观点都各不相同的一些国家组成的街市。”由此我们可看出解决大欧洲内部贫富问题的严峻性和急迫性。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扩大新老成员之间的贸易，加大发达地区向东部的资金和技术转移。“消化”的另一项任务是，推动25国顺利批准今年刚签署的欧洲宪法。宪法的起草和签署历经周折，但要得到所有成员国全民公决或议会批准面临的困难更大。

　　我认为，欧洲宪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盟的性质，欧盟还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当然，欧盟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意味着成员国主权让渡部分的增加。欧洲宪法在赋予欧盟法人资格、增加欧洲议会权力、扩大多数表决范围等方面提高了一体化程度，从而增加了欧盟中的联邦成分。然而，外交、防务、税收等重要领域的决策仍牢牢掌握在成员国手中。欧盟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因为在这一问题上欧盟内部，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分歧太大。现在大家故意保持模糊。但我相信它会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超级力量”或“超国家联盟”。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后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总体上有利于拥有强大“软实力”的欧盟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

　　李水生（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

　　2004年北约实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大。未来北约有以下四个发展趋势：

　　首先，北约作为欧洲安全支柱的地位和作用不会改变。目前欧洲独立防务的实质，是在北约框架内相对独立地处理欧洲的某些小型安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它和北约是融合性关系，并不挑战北约作为欧洲安全支柱的地位。其次，北约作为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还会继续东扩，且不排除其边界越出欧洲的可能性。再次，北约虽为地区性国际军事政治组织，但它今后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地区外的安全事务，凸显外向型发展的趋势。最后，原本以军事组织性质出现的北约，近年来政治功能与作用增强，显示了其功能多元化趋向。特别是在欧洲以外地区，北约更多地发挥了政治影响作用，如参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重建和维和等。北约东扩也显示了很强的政治意义。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至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不仅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势力进一步扩展，也表明其意识形态在东欧的巩固和发展。

　　当然，北约东扩也加剧了北约的一些矛盾。首先，东扩进一步弱化了北约“全体一致”的行动机制。随着北约的强大敌人苏联的解体，美欧矛盾凸显，北约“全体一致”的行动原则受到了较大挑战。继去年2月北约集体“保卫土耳其”动议遭否决后，今年11月又有10个国家拒绝参与伊拉克任务。在这种形势下，估计未来美国要么单独或联合部分北约成员国行动，要么就得改造北约现行的行动机制。其次，东扩后，北约成员国经济水平更显悬殊，加大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的难度。

　　4.美国开展的反恐战争是否已摧毁恐怖组织发动新的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能力？出于反恐及超越反恐的目的，美国在全世界重新部署军力，这对国际安全格局有何影响？

　　王宝付（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9·11”事件以后，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进行了两场战争，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展开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美国公布的反恐成绩单，多次列举有多少恐怖组织被摧毁及其资金被冻结，这固然重要，但反恐的根本目的是消除恐怖主义对各国的共同威胁，使人们感到普遍安全，而今天的现实并非如此。

　　伊拉克战争之后，遍及世界的恐怖袭击活动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不仅没有消除，有些矛盾反而更加激化；恐怖组织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在一些地区扩展。

　　许多国际反恐专家都认为，“基地”分子正在重组，恐怖袭击范围仍有可能扩大。以此看来，美国的反恐战争并未完全摧毁恐怖分子发动大规模袭击的能力，否则美国本土防卫也没必要不时地拉响警报。

　　美军这次调整的目标是海外军事部署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按照新的计划，美国将对欧洲、东亚和中东的三大驻军体系进行重大调整。在欧洲，将现在主要部署在德国的军事力量部分移向东欧地区；在东北亚，从韩国撤出1/3的地面作战力量，与此同时，调整指挥系统，加强在该地区的海空军作战力量；在中东地区，则将部署重点转向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和伊拉克。美军调整的目的是控制那些未来对美国安全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地区，使今后运用军事力量更灵活、更有效，特别是在美国决心以军事手段支持单边外交行动时，避免受到某些国际政治外交因素的制约。

　　毫无疑问，反恐战争是推动美军海外军事力量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美军这次调整的目标却远远超出了反恐的需要。它反映了美国控制战略要地、打击主要对手、防范潜在挑战者等战略意图。也正因为如此，其军事部署调整不可避免地将对国际和地区安全产生影响。

　　人民网网友宋秀琚：对于美国的反恐，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的反恐具有正义性，是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但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美国的反恐就变了味，成了它继续谋求世界霸权的一个幌子，一块遮羞布。

　　5.美欧关系因伊拉克战争而产生明显的裂痕，2004年，美欧关系得到了修补吗？这种裂痕是永久性的还是可修复的？美国大选之后，美欧关系的走向如何？

　　江建国（本报驻德国记者）：

　　今年的美欧关系没有根本好转，因伊拉克战争而产生的深刻裂痕依然如故。我认为，美欧之间的裂痕虽不能说无法修复，但可以肯定地说很难修复。这是因为，美欧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曾把美欧维系在一起的共同敌人苏联已不复存在，冷战时代的结束决定了美欧关系趋向于松弛。在美欧对冷战后世界局势走向、主要敌人何在尚未取得共识的背景下，“9·11”事件把美国推上了以反对恐怖主义、维护美国自身安全为外交政策重点的道路。冷战时期，欧洲的安全离不开美国的保护，双方关系不能不紧密，现在美国认为，自己的安全只能依靠自己的强大，并不需要欧洲出钱出力，所以两者关系不可能紧密。美国没有不得不修补这种关系的需要，因而美欧关系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冷淡、疏离的状态。

　　欧洲对美国的总统选举十分关注，很希望以此为契机改善彼此的关系，但布什的连任让欧洲的希望落空了，很难期待美欧关系有实质性的改善。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大多数欧洲人反对美国的领袖角色，希望拥有更大的独立性。这不仅仅是个反布什主义的问题。在这当中隐藏着一个大西洋两岸根本性的不一致，尤其是涉及到动武问题。因此，布什今后的四年不是美欧关系和谐的时代。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有根据、准确的。

　　陆忠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自伊拉克战争爆发至今，大西洋波高浪急，两岸关系渐行渐远。布什连任后，美将进一步“以权谋势”，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进攻性突出，对欧关系与矛盾将因如下因素而不时动荡：

　　一、第二届布什政府的“书房”（亲信）、“厨房”（内阁）仍将由新保守主义人士掌控。这些“老保”的“欧洲观”与国际主义相悖，认为美欧的国际观、安全观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布什胜选，表明选民视布什为“反恐司令”，美国的“反恐划线”外交及与此配套的军事、安全政策仍将阻碍美欧关系的改善。

　　二、美欧矛盾非简单的石油权益或地缘战略之争，根源在于“战略文化”冲突。德法倡导的多极秩序、联合国作用、预防性外交等是新的“欧洲版”安全与外交思想，体现了欧洲的新战略理念，它与保守的“旧美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

　　三、在美欧同盟关系的再定位上，双方裂痕很难修补。“9·11”事件后，美国要求同盟关系超越冷战，顺应以反恐安全、先发制人为代表的新世界战略。日本步步紧跟，使美日关系上了新台阶。跨太平洋关系的发展似一面镜子，折射出欧洲与美国的战略抵触，以及欧洲在美世界战略中的地位“矮化”。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欧一莲托生，合作与共识的基础仍存。一是美欧对于“9·11”事件之后的国际局势有相当程度的共识。美欧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危机等全球安全问题上利益一致，需要共同承担国际安全责任。二是美欧歧异如继续扩大，将对欧洲统一进程产生致命影响。欧洲的统一只能建立在联美基础之上，反美只能使欧洲走向分裂。三是欧洲大陆的安全尚需美国的鼎力相助，而欧洲在国际金融、政治、外交、谈判等方面都表现了强大“软实力”。面对新的国际与地区局势，两岸的互补关系更突出，合作意义也更现实。

　　因此，美欧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同盟关系的弱化，欧美将从“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嬗变为“正常的”关系。欧美的争吵，是从“一言堂”向“群言堂”转折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6.今年10月底，乌拉圭左翼力量赢得大选，左翼力量在拉美继续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评价拉美左翼政府今年的施政？

　　范剑青（本报驻阿根廷记者）：

　　本世纪的最初几年，是拉美经济遭受挫折，同时又是中左派政党纷纷赢得选举胜利的几年。到今年11月初乌拉圭左翼联盟赢得大选为止，中左派力量已经在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等拉美主要国家掌握了政权。拉美中左派力量在选举上的胜利，并不说明左派力量已经找到了走出“拉美陷阱”的道路，而主要是由于右翼势力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兴盛的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一度推动了拉美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一连串的金融危机和其他许多经济问题。最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分配不公更加明显，贫困人口比率上升。

　　拉美左右政治力量之间的核心分歧，是发展与分配之间的选择。二战结束时，拉美的发展水平高于东亚。与东亚文化的重积累和重发展相比，拉美人比较注重分配和福利。不少拉美国家已经建立了类似于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但问题是，拉美的经济水平无法支撑一个欧洲式的福利体系。纷纷执政的中左力量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就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在有限的经济实力和中下层所期待的社会福利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刘纪新（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政治室主任）：

　　拉美左派走出困境，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席卷全球的反对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的群众运动促使拉美左翼走上“反全球化”的第一线并成为主要领导力量。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和市场化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民众要求变革的愿望为左翼的重新崛起提供了群众基础。

　　三、兴起于欧洲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为拉美左翼力量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拉美左派政府在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开拓了一条市场经济与国家作用相结合、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坚持民族利益并举的道路。

　　四、冷战后美国单边主义趋向激起拉美社会各阶层不满。

　　尽管如此，拉美左派的崛起还处于初步阶段，拉美政坛的力量对比还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目前，多数左翼政府接受了当前在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在社会、外交等方面采取带有更多左派色彩的政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拉美左翼政府能够顺势而为，从现实出发进行政策选择，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人民日报》 (2004年12月23日第七版)

熊德编制（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