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的文化空洞

　　美国来信之薛涌专栏

　　最近《中国青年报》揭露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没有任何借口》是“伪书”，使“励志”书籍陷入信誉危机。

　　而此时，这本“伪书”已流行了大半年，据称已卖出了200万册。其实，“伪书”之盛，正说明“励志”之热。当今的“励志”业，舶来品最俏。人们对这些产品又需要又不熟悉，才给招摇撞骗者提供了机会。

　　励志是现代社会不可缺的行当。你走在美国的街上，常常不出二百米就有一个教堂，在居民区教堂比商店还多，善男信女不断。再看看心理诊所，同样到处都是。这些地方经营的是什么“买卖”？说到底都和励志有关。甚至美国的一些体育明星，退役后不少成了励志专家，一年到头全国巡回讲演，到大企业以自己的几场关键球赛的经验现身说法，激励员工，由此收入不薄。其实，传统儒家所谓的“治国平天下”，也得从“修身”开始。一个GDP每年以8％－9％的速度增长的社会，一个作为全球经济动力的国家，在这样生生不已的大变动中，不励志行吗？

　　可惜，大略看看那些走俏的励志书，许多都是从基督教传统而来，其中清教的传统最重，体现的是美国的建国精神。美国是个励志最盛行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国家从一个荒僻的殖民地，迅速崛起为世界大国，就是励志励出来的。这种励志，和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非常不同，远远越出了读书人的精英圈子，渗透到了小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明治初年，日本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学习西方，派出以岩仓具视为首的政治考察团周游欧美一年半。这些人大多笃信儒家学说，甚至视基督教为邪教。但他们到了美国，看到基督教的社会根基后，大为震撼，马上意识到儒教的不如人之处。随团的秘书久米邦武说，基督教是西方社会立国之本，就如在日本儒教和佛教是立国之本一样。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日本已经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儒家和佛教经典，一般老百姓谈起来更是不知所云，社会对儒家和佛教很敷衍。但是在西方，从国王到仆人，从大人到小孩，全对圣经了如指掌，信得疯狂，进而使宗教转化成了民风。许多中国人见识到美国的宗教精神后，大致也会有同感：基督教和儒学，虽说不应该有高低之分，但其所影响的社会对之信奉的强度却大为不同。

　　为什么会如此？首要原因，是儒家把人分成小人和君子，相信“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影响所及，读书人对道德有一定的垄断权，结果“礼不下庶人”，国人自然对信仰不认真、无特操。基督教中则人人平等，读书人占不到便宜。教堂常常可以成为平民百姓“反智主义”的大本营，对抗有教养阶层的文化霸权。所以，美国的小民百姓，对读书人没有道德劣势，常常通过宗教的“励志”，使自己和优势阶层在精神上平起平坐。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对知识阶层的道德专制，有一种制衡作用。

　　儒家文化中没有这种制衡。中国的现代文化，虽然以反传统起家，但对知识阶层的道德专制却没有反掉。我们有的是“阿Q正传”，表达的是对小民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怀，居高临下，道貌岸然。这样的文化，是教小民百姓怎么作践自己，而不是怎么去“励志”。

　　看看如今中国的读书人，有出息的，还是一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怀抱，高瞻远瞩，超然于世，企图站在现实之上来改造现实。“励志”却是要生活在现实之中来改造现实。比如富兰克林，他的自传中讲述的，不是启蒙主义的人类理想，而是“省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的“小店主哲学”。他能够成为美国人的精神导师，就在于他能够把人在现实中的野心建筑在一个低矮结实的道德框架中。他的训诫是诚实、勤奋、虔卑、秩序、清洁、直来直去。他要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实实在在的、切身的利益上，而不是那些抽象的、乌托邦式的梦想上：“鱼放三天发臭，客住三天讨嫌。”(大概那时客人洗澡不便吧)。所以，与其想着来年，不如从眼前的小事做起。虽然富兰克林和伏尔泰被誉为启蒙时代的世界两圣，但他的自传浸透着小商贩的精神，人人都能从中受益、励志。这样的伟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没有的，却是我们的现实所需要的。

　　(作者系本报驻美特约评论员，邮箱：evasicunxu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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